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集结30万重兵向我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宣告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在国民党的猛烈进攻下，中原根据地迅速丧失，5万大军遭受严重伤亡，主要负责人李先念也因此在解放战争期间很少有机会露面。然而，当时遭受攻击的并非只有中原地区，失去根据地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中原。为什么偏偏中原的损失最为严重，甚至连一次有效的反击都没有展开呢？这一切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原根据地的几位领导人之间思想不一致，他们只想着尽快撤退，单纯避战。结果适得其反，国军看出了破绽，造成我军大规模伤亡。回顾中原突围的全过程，其实许多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实在令人遗憾。

中原军区的武装力量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李先念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这支部队是最早在中原开辟根据地的；第二部分是王树声领导的豫西根据地部队，抗战胜利后，该部队南下会合；第三部分是王震领导的359旅南下支队，也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加入的。这三支队伍合并后，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王树声和王震担任副司令员。尴尬的是，李先念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职务低于王树声和王震，他在红四方面军时甚至是王树声的下属，因此他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对于一支部队而言，没有一个明确的核心决策者是致命的。当听说国军即将展开大规模进攻时，中原军区内立即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以李先念为首，主张向东突围，因为东部靠近新四军主力部队，突围后能得到互相支援；第二种意见由王震提出，建议向北突围，那里靠近刘邓大军的太行军区；第三种意见来自王树声，他认为敌人也会预料到东部和北部的突围方向，因此建议用一支部队作为疑兵引开敌人，主力则向西突围。只要疑兵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主力就能突破封锁线，后续可以与友军会合或进入山区进行游击。可惜由于缺乏统一的决策，大家无法达成共识，争论持续不下。最激烈时，王树声和王震甚至拔出了枪，幸好没有发生冲突。

在无奈的情况下，中原军区向中央求助，经过深思熟虑，中央最终认可了向西突围的方案。中原军区决定用皮旅伪装成一个大部队，同时用独二旅伪装成掩护小部队，这样看起来更加逼真。主力向西突围时，分为北路军和南路军，每路约1万多人。开始时，主力的行动相当成功。一个多月后，南路军与江汉军区突破部队会合，部队依然保持约10个团的建制，共计1万余人；北路军进入陕南后，仍有约7000人。然而，这时只要领导保持冷静，及时反击敌人，歼灭一部分敌军，敌人必定会谨慎起来。利用这个空隙，再派出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集中主力与敌军周旋，完全有机会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北路军和南路军的主要负责人却过度担心敌情，采取了高度分散、敌人进攻我方就后退的策略。

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敌人反而变得更加大胆，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损失，追击我方就是收获，为何不继续追？而我方的分散部队却感到四面楚歌，始终无法摆脱敌军的追击，长此以往，部队士气低落，非战斗减员和士兵逃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随着部队人数减少，形势愈加严峻，恶性循环难以避免。事实上，长征期间，中央领导就曾给出过解决的办法——分散中的敌人同样也在分散，只要适时集中力量击溃一路敌人，其他敌人便会受到震慑，争取到休整和发展的时间。鄂西北军区的7团就曾提供过经验：在敌人封锁道路时，他们最终选择了伏击敌人的一部分部队，取得了胜利。7团意识到敌人其实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强大，敌人追击的部队只是一个营而已。

石板河之战暴露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敌人已经大意，兵力不足；二是我方在未被逼到绝境时，缺乏作战的勇气和判断力。1946年11月7日，鄂西北军区向中央报告了近期战况：3个月来，我们与敌人作战百余次，毙伤敌军1400多人，缴获机枪46挺、步枪1259支、子弹2万发。这些战斗大多数是遭遇战，最大的收获来自石板河的伏击。南路军的情况同样不乐观，王树声在12月8日向中央汇报时直言：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掌握应对敌人攻击的战术，未能事先纠正干部的思想，导致了重大损失。共损失2000人，武器损失1000支，伤亡和掉队占30%。王树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由于惯性，他已无法解决。最终，在1947年2月，鄂西北军区的领导不得不化装转移，部队分散突围。

1946年6月到7月下旬，部队在突围时损失严重；8月初到1947年初，中原军区的北路和南路部队未能成功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这一结果令人遗憾。中原军区的失败，既是因为部队人员复杂，其中许多新兵和地方部队缺乏作战经验；即使有老兵的队伍，士气也不高。与此对比，苏中地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陈毅曾考虑让苏中主力向西转移，但粟裕却决定坚守苏中，与敌作战，最终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这正是因为苏中军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中原军区却缺乏这样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