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情报判断上有其独特的方式，他们往往根据人物的重要性来决定关注的重点。例如，他们非常关注陈诚，因为他是蒋中正的亲信、重要的大臣。每当陈诚前往某个地方，日军就知道那里一定是关键区域，陈诚处理的事务也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种做法有时忽视了全局，单纯关注局部，但也有其道理。因为在抗战初期，陈诚去了淞沪，淞沪成为了抗战的主战场；陈诚去武汉，武汉也成为了主战场；陈诚去了第六战区，那么第六战区也自然成为了重要的防线。然而，上高会战之后，日军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盯着陈诚，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王耀武的第74军。在日军看来，每当第74军参战时，意味着必定是一场艰苦且恶战的打斗。换句话说，日军不再单纯根据两军的整体实力来判断战局，而是通过74军是否在场来预测战争的结果。每当74军出现在战场上，日军就知道自己很难轻松获胜，即使最终胜利，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高。因此，每次面对74军，日军都会集中更多兵力，甚至为了应对74军的存在调整作战计划。以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由于第九战区的密电码泄露，日军掌握了74军的动向。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立刻改变了作战计划，将原本用于进攻平江的第六师团调回，配合第三师团将74军困在春华山地区。为了增强进攻力量，阿南惟几还调动了坦克联队和重炮联队支援春华山一线。日军的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都是甲种师团，两师的兵力加起来有四五万，加上坦克和重炮的支援，春华山的战斗变得异常激烈。尽管日军火力凶猛，但74军凭借自身的力量突破了包围，虽然损失惨重，但核心力量保留，并且迅速恢复了战斗力。可惜的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由于日军的撤退速度过快，74军未能及时赶到，错过了反击的机会。薛岳本来计划等74军到达后再发起反攻，但参谋长赵子立认为此时已经不宜再拖延，战机已经错过。因此，74军未能洗刷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败。

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74军终于有机会为之前的战败复仇。这次会战，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为了恢复日军士气而发动的。与中国主力部队作战对他来说充满风险，因此，横山勇选择先攻击王劲哉的部队。他认为，陈诚的第六战区新成立，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空隙，但与薛岳的第九战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相比，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弱的目标。然而，横山勇在进攻前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从陆路进攻第六战区，补给线极为危险；若走水路，则可能遭遇鄂中王劲哉部的偷袭。为了避免这些困难，横山勇决定先攻占王劲哉的阵地。这样一来，不仅能打击王劲哉部，还能为日军进攻第六战区打通道路。更重要的是，王劲哉是一个性格异常的人，在抗战中树敌无数，各大战区的指挥官都不喜欢他，甚至曾经被王劲哉赶走。最终，王劲哉在抵抗了13天后被日军击败，他的部队也被迫撤退。

横山勇占领了王劲哉的核心地区洪湖后，继续向石首和华容进军。虽然这些地方看似不起眼，但它们却控制着长江的水路通道。占领这些区域，意味着日军能够获得更多的后勤补给，进而直接威胁第六战区的安全。很快，孙仿鲁意识到，如果日军在水路得到补给，他们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第六战区，而是进一步进攻重庆。于是，孙仿鲁亲自前往常德坐镇指挥，准备应对日军的进攻。然而，日军的动向出人意料，他们转而向北进攻常德，甚至向西进攻恩施。为了保障战略安全，孙仿鲁选择亲赴常德指挥，但局势却更加混乱。

在此时，陈诚回到了战场，接过了指挥权。他迅速判断出，尽管局势有些混乱，但总体形势仍然有利于中国守军。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吸引日军向西推进，同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中美空军联合对日军进行打击；二是调动74军和79军支援。随着中国空军逐渐恢复并夺回制空权，日军面临着日间遭遇空袭的困扰，不得不依靠夜间行军。横山勇也意识到正面进攻石牌要塞毫无胜算，于是决定采取绕道攻打恩施的假象，以此诱使陈诚抽调兵力，进行分散打击。然而，陈诚并没有上当，横山勇只能依计划继续作战。

实际上，石牌要塞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复杂，更多的是胡琏通过巧妙的战术将部队分散到山洞和工事中，利用地形优势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最终，横山勇意识到形势对日军不利，决定撤退。然而，在撤退过程中，日军遭遇了巨大的损失。横山勇原本计划让13师团负责断后，但由于79军的猛追，13师团在撤退时遭遇了重创。最终，在中国空军的支援下，日军的撤退变得极为困难，13师团的指挥官甚至在战场上被击中。

虽然鄂西会战并不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它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空军在此役中夺回了制空权，成功对日军实施了打击；其次，暂编第六师的英勇反击导致日军13师团陷入被动，最终为74军的参战创造了条件；最后，74军的出现导致日军撤退计划变得混乱，并为中国部队追击敌人提供了机会。这些都是鄂西会战中的重要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