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南京西宫,年已七十一的明太祖朱元璋躺在龙榻上,身体衰弱,双眼紧闭,气息微弱。就在这时,他突然竭力提起一口气,连续问了三遍:燕王来否?燕王来否?燕王来否?此时的朱元璋,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应该关注的是皇太孙朱允炆的未来,考虑安排辅政大臣,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但他却在临终之际,只为了等待一个藩王的到来,这让在场的人感到十分意外。难道只是一个父亲想见儿子最后一面吗?显然不是。朱元璋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何偏偏要呼唤自己的四子、燕王朱棣呢?此时的朱元璋,绝非仅仅是一个父亲,他依然是那个杀伐果决、乾纲独断的帝王。朱元璋临终前要召见朱棣,显然有更深远的原因,一定是他心中有重要的决定,准备公开传达。
朱元璋内心的决定,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他觉得朱允炆难以镇得住其他的皇叔,临时改变主意,准备把皇位交给燕王朱棣;要么他决定亲自下诏,处理可能威胁皇位的朱棣,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帝国的稳定。那时的朱元璋为什么急于召见朱棣,究竟是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呢? 回顾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经验,给自己的儿子们封了藩王,让他们分守全国各个战略要地,肩负起守卫国家的重任。皇二子朱樉被封为秦王,皇三子朱棡为晋王,四子朱棣为燕王,五子朱橚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六子朱桢为楚王,七子朱榑为齐王,八子朱梓为潭王,十子朱檀为鲁王等,他们各自镇守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等重镇。藩王们如同一张大网,布满了整个帝国的要害位置,朱元璋明确指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们肩负着重要的军事职责,手中拥有大规模的护卫甲士,人数少则千人,多则可达近万。对于地方军队的调动,当地官员必须先向藩王报告,才可以行动。朱元璋极度不信任外朝的权臣,将守卫帝国安全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们。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还给各藩王下达了一道令: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这道命令,给了藩王们兵权和处理朝廷事务的权力。虽然在朱元璋在世时,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但对于未来的帝王来说,这道命令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藩王们可以借此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正如燕王朱棣最终所做。 更为严重的是,晚年的朱元璋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淮西勋贵,尤其是那些领兵打仗的武将极为不信任。尤其是皇太子朱标去世后,这种不信任达到了极点。为了解决这种不安,朱元璋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杀害了大量功臣和战功显赫的将领。蓝玉、冯胜、傅友德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大将被处死后,朝中再无能出征的大将,剩下的耿炳文等人多为二流人物。在朱元璋看来,这样做能保证自己临终时的安全。但也因此,藩王的权力逐渐壮大,朝廷内的权力平衡被打破,留下了新的隐患。朱元璋原本设想通过安排各藩王相互制衡来避免其中某个藩王过于强大。特别是在朱标去世后,赵王驻守西安,手握重兵,而燕王朱棣在他面前只是小角色,这样的安排有效震慑了朱棣。但不幸的是,秦王突然去世,接着晋王也在1398年3月病逝。晋王的死,使得朱元璋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衡力量,燕王朱棣一跃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藩王,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都无人能敌。朱元璋意识到,局势变得愈加复杂,自己失去了应对的平衡。 面对这一局面,朱元璋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再次部署,以避免局势失控。他一方面加强了对朱棣的监控,派遣心腹大将杨文前往北平监视;另一方面,他还试图加强宁王朱权的力量。朱权的地位特殊,手下拥有8万兵力,甚至拥有骁勇的骑兵。与此同时,朱元璋还通过言辞安抚朱棣,表达了对其能力的认可,试图借此打消他的野心。朱元璋还做了两项关键安排:一是召集所有藩王入京,朝拜皇太孙朱允炆,确认皇位继承关系;二是下达遗诏,明确规定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藩王们不得干涉内政,限制了他们的权力范围。最终,这份遗诏把朱允炆确立为继承人,并给了他足够的支持,防止藩王插手。 然而,临终的朱元璋心中的忧虑并未消除。尽管朱允炆仁孝无瑕,且深受朱元璋信任,但他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在威望极高、军事能力强大的燕王朱棣面前,朱允炆难免显得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为了确保继位的稳定,朱元璋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朱棣的权力,防止他有任何反叛的可能。临终时,朱元璋只能期待自己一手培养的皇孙能够顺利继位,而不至于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然而,朱元璋却始终未能等到燕王的到来,只能带着无尽的忧虑离开人世,离开了他一生所建立的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