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上将里，孙连仲算是倒了血霉的一个。1931年冬天，他就因为去上海治个牙，回来手里的兵全没了——一万七千多人，连人带枪，全投了红军。这事儿说出去，谁听了都得愣半天。

那会儿孙连仲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带着部队在江西“围剿”红军。可这支部队是西北军底子，蒋介石本来就信不过，军饷扣着不发，武器给的都是些老旧的，士兵们冻得直哆嗦，还得天天啃硬窝头。孙连仲自己呢，牙疼得直抽抽，饭都嚼不动，指挥部队时说话都漏风，实在扛不住了，就跟南京请了假，说去上海找个好大夫看看，把部队暂时交给出身东北军的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代管。

他走的时候没多想，觉得就是去几天的事儿。可他不知道，部队里早有了“内鬼”——参谋长赵博生，早就在暗地里跟共产党有联系了。赵博生是河北人，打小就看不惯国民党那套腐败，觉得红军才是真为老百姓打仗的。孙连仲一走，赵博生就动了心思，拉上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偷偷串联底下的军官：“跟着蒋介石，迟早饿死、冻死在这江西山沟里，不如跟红军走！”

12月14号下午，赵博生先让人把电台、弹药库都控制了，又以开紧急会议的名义，把团以上军官全叫到宁都城里的天主教堂。一进门，就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堵了个严实，除了李松昆提前跑了，剩下的全给扣住了。夜里头，教堂的钟“当当”响起来，这是起义的信号。一万七千多官兵，扯下国民党的帽徽，扛着枪，浩浩荡荡往中央苏区开，沿途老百姓还端着热水、窝窝头来送，喊着“红军好”。

孙连仲在上海刚把牙补好，正琢磨着带两盒大白兔奶糖回去给部下，就接到电报——部队没了。据说他当时脸都白了，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把牙床都给咬出血了。赶回江西一看，营地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个做饭的伙夫，锅里的粥都凉透了。

这事儿对红军来说，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兵，还有山炮、迫击炮几十门，步枪一万多支，红五军团就是这么成立的，董振堂成了军团长，后来在长征里打得硬仗不少。

蒋介石得知消息，气得把茶杯都摔了，却没把孙连仲怎么样——毕竟他在西北军里还有些老部下，还得用他。后来孙连仲重新拉了支部队，台儿庄战役里打得挺猛，算是挣回点脸面。可只要有人提起“宁都起义”，他就闷头抽烟，半天不吭声。

其实细想，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孙连仲。那支部队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被克扣、被猜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赵博生他们振臂一呼，当兵的谁不想找条活路？孙连仲的牙疼，不过是个由头。

只是这“看牙丢军”的事儿，成了孙连仲一辈子的疙瘩。后来他跟人喝酒，喝多了就念叨：“早知道那牙能忍，我就不拔了……”话没说完，自己先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