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教授将他撰写的《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和《修昔底德篇》赠送给我，令我十分感动。在两本书的后记中，张新刚都说，这是他在高校（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长期开设古希腊经典阅读课程的成果。他和我是同龄人。在时代大变局的环境下，他坚持带领年轻学子认真研读古希腊经典著作的精神让人着实敬佩。

张新刚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由他来解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视角与专注于考据古代史实和文本词义的路径不同，对中国读者或许能带来更多启发。我这里只谈《修昔底德篇》。张新刚将修昔底德作为一位“同时代人”来阅读，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列举了三大古今都存在的话题：战争、代际和政体。（《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第ⅲ-ⅷ页，下同）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战争和政体问题，国内外已有大量讨论。而对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代际问题，国内学者却较少关注。我读了《修昔底德篇》的附录一“代际视角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是他在浙江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觉得与我这几年阅读修昔底德的体会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在此写上几句，想与张新刚和读者朋友们讨论。

撰文｜白春晓

伯里克利的雅典历史分期

公元前431年冬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结束了。在隆重的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回顾雅典的光辉岁月时说：

“首先，我将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谈起。因为在这样一个场合将这种纪念的荣耀献给他们是正确而恰当的。相同的族群通过世代承袭始终占据着这片土地，并由于勇敢而使她将自由传至今日。我们的祖先值得赞颂，而我们的父辈更应受到赞颂。除了他们已经得到的以外，他们经过巨大的艰辛才获得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帝国，并将它遗留给了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我们在场的这些人绝大多数仍处于盛年，并已经大大地扩张了这个帝国，还使城邦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是最充分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6.1-3）。”

在这里，伯里克利将雅典的历史分为三期：祖先、父辈和“我们现在这一代”。同时，他明确表示，祖先的荣耀主要来自“始终占据着这片土地”这一点。而雅典帝国是由父辈获取，并由我们这一代“大大地扩张了”。

伯里克利的这种历史分期暗含着以民主政治和雅典帝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放到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先后经历过王政、贵族统治、僭主统治和民主制改革，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有好几百年。而在他的历史建构中，许多代的祖先却被一笔带过，真正值得赞颂的是“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父辈们目睹了僭主统治被推翻和民主政治的建立，两次成功抗击了波斯帝国的入侵（马拉松、萨拉米斯），帮助恢复了小亚细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独立，并建立了提洛同盟，被称为“马拉松一代”（Marathon generation）。伯里克利这一代人改进了雅典民主，巩固了提洛同盟，重建了雅典卫城，扩大了雅典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事业，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雅典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伯里克利认定这一帝国还会继续扩大，他们能够打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他们为此已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第369—376页）事实上，对于伯里克利和那次国葬典礼在场的亲历者而言，民主政治仅运行了半个多世纪，而雅典人成为真正的帝国盟主只有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伯里克利作为雅典政治的主导者，想借国葬典礼这一正式场合强化这种“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念，并将其灌输给当时的雅典人。他所厚者，雅典民主与雅典帝国也。

张新刚指出，要理解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代际问题，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需要理解伯里克利指出的民主与帝国的演变。雅典在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公元前479年至前431年）经历了民主制度的逐步定型，也经历了帝国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两点都实质性地塑造了雅典民主的品性。而不同代际的雅典政治家和民众所表现出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以及对雅典和希腊世界的不同认知造成的。（第371页、第367页）对于这一看法，我是赞同的。“马拉松一代”不甘于被奴役、勇敢抵抗外敌入侵，他们是由“公共精神支配的一代人”，“不会为了领钱来参加城邦的公共事务”。（ 第378页）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刚毅、朴实的形象在历史上被理想化了。而伯里克利所在的黄金一代（张新刚称之为“中兴一代”）则是与雅典帝国同步成长的一代，他们虽遭遇过困难，但一生都在不断取得成就，具有自信而稳健的心态。他们在精神与思想上与“马拉松一代”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例如，米提亚德（马拉松战役指挥官）与客蒙（提洛同盟前期主要的指挥官）、克桑西普斯（米卡列海战指挥官）和伯里克利都是这种爱国精神父子相继的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在雅典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中，“马拉松一代”的父辈是“前浪”，伯里克利的一代是“后浪”。“前浪”是雅典帝国的基础，“后浪”使帝国更加得势。这是理解伯里克利历史分期的要义。

19世纪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

尼西阿斯、亚西比德与

西西里远征前夕的雅典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暴发的大规模瘟疫（公元前430年夏季）使雅典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包括伯里克利本人在内的“处于盛年”的公民们有许多都病逝了。雅典虽然是希腊世界内人口最多的城邦，但仍然是小型规模国家。公元前420年，瘟疫、战争在较短时期内对雅典人口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社会出现代际更迭加速。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坛出现紊乱，新、旧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原先处于领导地位的稳健民主派支持力量减少，克里昂等激进民主派的新政治家崛起。这与当时的代际差异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尼西阿斯和约”签订（公元前421年）后，雅典新生的一代更加壮大。西西里远征前夕（公元前415年），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亚西比德。他们这一代“新浪”深受激进民主和智术师运动的影响。在政治活动、思想观念和文化趣味上，他们与“马拉松一代”和“黄金一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出现了代际断裂现象。

尼西阿斯出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他的前半生处在伯里克利领导下雅典的黄金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年约40岁，属于“黄金一代”中的相对年轻者。他出身于贵族阶级，非常富裕，有1000名奴隶在劳里乌木银矿工作。伯里克利逝世后，他是稳健民主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反对克里昂的激进民主和对外战争政策。在克里昂战死后，他主导了与斯巴达人的停战。在修昔底德眼中，尼西阿斯是当时最成功的将军，长期拥有好运气。但相比投入战争，尼西阿斯更希望自己和雅典都能保持和平，远离危险，避免灾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16.1.）公元前415年，他大约55岁，是一位长期执政、稳重老成的保守派大叔。

亚西比德约出生于公元前450年。他出身于雅典非常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在他幼年时阵亡了。他由监护人伯里克利抚养长大，年轻时曾追随苏格拉底讨论过哲学问题。他长相英俊且富有才华，深通文韬武略。公元前420年，他约30岁时就当选雅典将军，刚符合城邦规定的最低年龄。他也拥有大量财富，而且争强好胜。他的马车在公元前416年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包揽了第一、第二和第四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6.1.）他生活奢侈放荡，又野心勃勃，在当时雅典年轻人中颇具号召力，但由于其处事风格和私人生活方式，他又被许多人所忌惮。公元前415年，亚西比德约35岁，是一位充满活力又自视甚高的新派潮男。张新刚将亚西比德视为雅典“年轻一代”中最有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第379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张新刚 著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公元前415年夏季，雅典人受厄革斯塔人之请，决定大举远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大的决策失误就出现在这次西西里远征之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1.）而这次远征前的公民大会辩论是雅典代际冲突爆发的集中场合。当时的雅典由于“尼西阿斯和约”所带来的几年休战，从之前的瘟疫和战争中恢复过来，大批年轻人成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26.2.）“黄金一代”步入中老年，不愿再冒风险，“年轻一代”青春躁动，渴望建立新功。大体上，他们分别是尼西阿斯（主和派）和亚西比德（主战派）的支持力量。也就是说，这两个年龄段的群体成了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各自在演说中想要争取的票仓。两代人的代际差异引发了决策讨论上的分歧和冲突。尼西阿斯直接攻击亚西比德和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

“如果有人乐于被选中做统帅，建议你们出航，心里却只考虑他自己——特别是他的年纪对于做统帅而言还太年轻——想要别人羡慕他养马，想要从统帅的职位得利以维持他的奢侈生活，……现在我看到这群被鼓动起来的年轻人围坐在这个人身边，我感到恐惧。我转而呼吁那些年长者们的支持……不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深陷到对遥远目标的痴迷之中，而是要知道成功最少来自热望，最多来自先见之明。为了正遭受空前危险的祖国，请举手反对（远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2.1-13.1.）

这是作为“黄金一代”代言人的尼西阿斯对“年轻一代”的直接抨击。在他眼中，亚西比德和雅典“年轻一代”有两个主要缺点：1.自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2. 痴迷于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两点导致城邦正在“遭受空前危险”。西西里远征前的尼西阿斯和发表《国葬演说》时的伯里克利对于代际的看法截然不同。此时的雅典社会已经从代际传承转变为代际冲突。这不仅使雅典城邦陷入政治纷争，而且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和雅典由盛转衰都与此有关。

伯里克利像。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全面的代际冲突？

张新刚对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代际差异以及西西里远征前的代际冲突过程分析得都很到位，但限于篇幅却较少提及相关研究，只提到了卡尔·曼海姆的《代际问题》（1928年）。（第367页）其实，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代际冲突，至少有两项研究是绕不开的。一是迈耶·赖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在《美国哲学学会会报》上发表的《古代的代沟》（1970年）一文，后来收入斯蒂芬·博特曼（Stephen Bertman）主编的《古希腊罗马的代际冲突》论文集中。二是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 Strauss）所著的 《古代雅典的父与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1993年）一书。

迈耶·赖因霍尔德认为，古代近东地区的人民根本无法想象代际紧张的可能性。那里的意识形态是渴望获得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年轻人依赖家庭，生活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模仿父母，并训练自己迅速融入长辈的生活模式。（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14, No. 5 (1970), p. 347.）离开家庭或部落所导致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会迫使年轻一代竭尽全力获得长辈的认可。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和对变革的恐惧感维持了基本的代际和谐。（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 348.）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称，血缘社会是变动得慢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因此长老权力很大。（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5、125页。）对于血缘社会的权力格局，赖因霍尔德和费孝通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看法对于理解绝大多数古代社会也都有效。

当然，在古代，并非没有父子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是由权力结构导致的，如波斯帝国王室宫廷内的斗争，在古代国家几乎都存在。而在古希腊神话中，以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为首的三代神祇之间进行了残酷斗争，这也是对现实中统治者代际之间的权力更替进行一种形象化的描绘。但这些都还够不上社会学意义上代际差异导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一种政治权力争夺导致的冲突。在这种环境中，祖孙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无疑也会发生冲突。

在古代，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际冲突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社会。赖因霍尔德指出，这一时期希腊世界处于戏剧化的变动环境之中，年轻一代的代际观念和进取之心使老一辈人的权威和经验贬值，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代际关系失调”（generational disequilibrium unparalleled in the previous history of mankind）。（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 355.）此时，雅典帝国发展迅速引发雅典社会变化加快。以尼西阿斯为代表的“黄金一代”和以亚西比德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存在巨大分歧，他们两代人各自秉持自身的理念，围绕城邦决策、民主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展开全方位的角逐，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代际权力斗争。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代际冲突。虽然这场冲突是短暂的，但仍值得现代学者认真思考。

巴里·施特劳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更为全面。他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要点。第一，伯里克利逝世之后，代际差异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有着显著影响。在雅典人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家之主，儿子是附属于父亲和家庭的。但当儿子成年后获得了公民权，便在民主政治中与父亲一样拥有投票权。公元前420年，由于瘟疫和战争的剧烈影响，老一辈人数逐渐变少，年轻一代转占多数。在亚西比德等人的影响下，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年轻一代却渴望战争，（第388页） 他们在人数上居多，意见竟压倒了老一辈。这种局面在公元前415年西西里远征前达到高潮，深刻影响了雅典城邦的决策。巴里·施特劳斯将这一时期称为“儿子的统治”（rule of the son）。此时的雅典民主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则顺从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想要约束年轻一代的人（如尼西阿斯），“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 柏拉图：《理想国》，562c-563b.）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局面要到公元前413年西西里远征结束后才终止，因为远征的惨败又使大批参战的年轻人阵亡，再次改变了雅典城邦的人口结构和政治格局。许多先前激进的“年轻一代”此时已步入中年，西西里远征的结局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这被巴里·施特劳斯称为“向父辈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father），回归到“父亲的统治”（the rule of the father）。（Barry S. Strauss, Fathers and Sons in Athens: Id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 209-210.）

《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二点是智术师运动冲击了雅典传统的价值观。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普罗泰戈拉等人来到雅典并传播新的思想，雅典社会的思想风气逐渐发生转变。在追求理性和智慧的名义下，雅典年轻一代，尤其是出身于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不再信服“马拉松一代”和“黄金一代”所尊崇的传统和习俗，对以往的城邦价值观和父辈权威采取怀疑和批判态度。这动摇了城邦的政治共识和信仰根基。巴里·施特劳斯认为，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权力“向父辈回归”的过程中对这种思想运动的清算。苏格拉底被雅典公众认为是一位宗教上的革新者和智术师，因此他被起诉的罪名是“崇拜新神”和“败坏青年”。在雅典公众眼中，亚西比德和“三十僭主”中的克里提亚斯是这种青年人的代表。苏格拉底所讨论的思想“毒害”了他们。事实上，苏格拉底未必如此。但是，审判苏格拉底是雅典父亲们重建城邦宗教信仰和法律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恢复“父亲的统治”的关键一环。（Barry S. Strauss, Fathers and Sons in Athens: Id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09.）苏格拉底很不幸成了雅典代际冲突过程中的牺牲品。他受审后被处死也为这场代际冲突画上了句号。

张新刚对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代际问题的分析侧重于雅典帝国几代人的基本面向和动态演变。（第390页）我以为，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进一步的研究应直面雅典帝国失败命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何“马拉松一代”（前浪）和“黄金一代”（后浪）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继承关系，而“年轻一代”（新浪）与前两代人在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断裂现象。对于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激进民主运动和怀疑主义哲学加速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引发老一辈人和年轻一代彼此很难达成共识，最终导致政治决策混乱和帝国覆灭。这能否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代际冲突”所留下的教训？期待感兴趣的同仁一同加入阅读并提出高见。

撰文/白春晓

编辑/李永博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