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他被誉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奠基人之一，尤其在殷墟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李济不仅是殷墟的发掘主持人之一，他还负责组织甲骨档案馆中几吨重的甲骨的打包和运输。他的著作《安阳》详细记录了殷墟的考古成果，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包括同行专家们的赞誉。 在李济研究殷墟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若干疑问，这些疑问至今仍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文明西来说与中国文明本土说的争议。李济的研究揭示了几个尚未解开的谜团，这些谜团至今依旧困扰着学者们，被称为殷墟之谜。 **一、殷墟武器之谜**

李济在《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中，对殷墟中出土的矢、戈、矛、刀削、斧斤等五种铜器形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殷墟中唯一本土化的武器是戈，而其它武器如矢、矛、刀、斧等，都有欧洲独立发展的历史。李济认为，中国的武器发展史在此之前仅有戈的发源，而矢、矛、刀和斧则源于欧洲，且在欧洲的青铜时代晚期已经成熟。 李济特别提到，殷墟出土的带脊刺的矢镞，其脊、刺、茎三者的结合方式，在欧洲有独立的进化史。此外，殷墟出土的矛与不列颠的兵器形态相似，显示出它与欧洲晚期青铜时代的武器有较大的相似性。殷墟出土的空头斤（斧）也与欧洲青铜器晚期的类型类似。虽然西伯利亚地区也发现了与殷墟相似的铜器，但由于西伯利亚的铜器年代尚无定论，因此无法确认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李济在此提出了一个未解的疑点：这些武器是否为中国独立发展起来的，尚无确凿证据。 **二、殷墟盛器之谜** 李济在《殷商陶器初论》和《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对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的形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殷墟的铜器实际上是仿照其陶器制作的，而这些陶器的形制则源自更早的仰韶和龙山文化。李济怀疑，在殷墟之前，中国并没有单独发展出青铜器，青铜器的突然兴盛存在疑点。 李济还指出，殷墟出土的肥遗怪兽图案以及木雕残片中的老虎图案，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相似。他认为，这些陶器的设计可能表明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时期，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李济强调，尽管存在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难以想象，因此，不能立即断言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 **三、殷墟车马之谜** 李济还关注到殷墟出土的车马遗物。他指出，殷墟时期的两轮大车，所使用的金属轮毂连接部件，只有在有青铜器的情况下才可能普遍使用。李济认为，青铜器的出现和两轮大车的使用，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关联。巴比伦的两轮大车出现的时间远早于殷墟，且与殷墟的车马遗物形态相似。李济因此推测，青铜器和两轮大车很可能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四、殷墟头骨之谜** 李济还对殷墟出土的大量头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头骨展示了商朝不同民族的特征。他引用了杨希枚对殷墟人类学测量的结果，发现出土的头骨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其中包括类蒙古人种、与太平洋类黑人种相似的头骨、少量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以及类爱斯基摩人种的头骨。李济推测，这些头骨代表了商朝时期的敌人部落，说明当时中国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原始的中国人群是由不同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 李济指出，华北平原很早以前就成为了多个民族支系的交汇地，最为占优势的依然是蒙古人种集团。李济认为，现代中国人与史前的本土智人（如山顶洞人、北京人等）之间并无直接的遗传联系，这也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完全本土化。 从李济提出的这些疑点来看，他在中国文明西来说和中国文明本土说之间处于困境。如果能够找到夏朝或更早时期的确凿物证，支持中国文明本土说，许多疑点将迎刃而解。然而，至今为止，考古学界尚未找到符合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据。如果殷墟的辉煌真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化的东进之路，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殷墟的器物和技术与欧洲和中亚的青铜时代有着如此密切的相似性。李济并未直接提出结论，只是留下了这一谜团等待后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