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出自《韩非子·有度》。《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被后人视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催生了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法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法家重视法度、注重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操作特征，并一直以富国强兵、治世安民为旨归。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定国安邦理论，从汉代起倡导外儒内法、儒法结合，一直到清代，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思想。

韩非是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广为人知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就是出自韩非的思想。

古代很多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法令、制度无可替代的治理作用，将“奉法”视为治国理政的关键。《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就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底，制定了秦国的法律。《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其思想为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修订秦律，颁行全国，为车书一统、四海一家奠定了法度基础。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湖北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看到秦律的内容，秦律为以后的汉律所继承。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占领秦都咸阳。他接受樊哙、张良的劝告，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为了争取民心，废黜秦朝的严刑峻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达到了刑清政简、应者云集的治理境界。汉代《九章律》，就是萧何参考秦律，结合《法经》修订而成。到了唐代，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都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如高祖李渊时期的《武德律》、“五十三条格”，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高宗李治时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宣宗李忱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等。

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包拯由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途中，看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弊端，写下《上殿札子》上呈朝廷，其中有言：“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国之本、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只要法令畅通，风纪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包拯以法令治天下的主张和他执法如山的实践，给后世提供了历史智慧。

“道法者治”，能否做到令出如山、执法严明，既关乎法令制度的权威，也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关乎民心所向。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一再验证着“法令行则国治”的深刻道理。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走向法治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1953年12月，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离京赴杭，在西湖边开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在西湖边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学习研究各国宪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宪法来。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的宪法，要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终于诞生了。“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法治建设。

回望新中国70多年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一条鲜明的主线清晰可见：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卫——只有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也迈入新时代。

“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法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拉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

2018年8月，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此类机构；

2020年11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以来，法治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设法治政府，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科学立法奠定良法善治之基，严格执法树立法律权威，公正司法守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引领社会风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取得新成效。

以良法善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织密守护美丽中国的法治之网，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始终由法治引领、靠法治保障。

历史的新一页，研墨起笔。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在这份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法治”是重要关键词。“十五五”时期，越是面临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越是乱云飞渡、风高浪急，越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法治是目标，是信心，更是力量。放眼神州大地，法治中国的美好画卷正在不断舒展。这是人类法治文明史上当之无愧的壮举，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保障。（刘同华 郝思斯）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