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榜，因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而闻名。

韩氏三兄弟

这一年，宰相韩亿的儿子韩绛、韩缜、韩维参加开封府锁厅试，出榜时，三人都考中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参知政事韩亿，于是嘲谤并起。宋仁宗取消了韩绛兄弟三人的殿试资格，使他们兄弟三人与这一年的进士榜无缘。但是，有才能的人是埋没不了的，庆历二年（1042），韩绛又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韩维和韩缜也都进士及第。

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吕公著、韩维被誉为“嘉祐四友”，但在政治理念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死对头。历史真是神奇，本应该与司马光为同榜进士的韩氏三兄弟，却与王安石成了同榜进士，而且韩绛和韩维还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宋神宗赵顼继位后，正是在韩绛诸臣的建议下，再加上宋神宗本人也一心图变，终而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以求国富民强。在宋神宗力倡的变法过程中，韩绛是一位先行者，也是变法的极力支持者和核心人物之一。

韩维与王安石私交颇深，对其甚是欣赏，并多次向宋神宗举荐。王安石后来之所以被宋神宗重用，和韩维的大力推荐有很大关系。

状元之争

纵然韩氏三兄弟没有参加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考试，但还是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趣闻，那就是吕溱与范镇的状元之争。

吕溱成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戊寅科状元，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封建社会里，世家豪族及其亲朋故旧包揽了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荣华富贵，享尽了所能得到的各种优渥待遇。但在极个别情况下，皇帝出于特殊需要，抑豪族、扬寒门，故意把无上的荣耀降临到平民子弟头上。范镇落一甲，吕溱中状元，便是一例。

景祐五年（1038）早春二月，范镇在华阳（今四川成都）省试名列第一，荣膺省元。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他即使不得状元，也跑不了甲科优等。然而，他却因与翰林学士陈尧咨等朝臣权贵交往甚密而遇到了麻烦。

原来，陈尧咨的次子陈博古以及参知政事韩亿的几个儿子也参加了这年的科举考试。北宋为了革除唐代的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自宋太祖开始，就在科举考试中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乾德三年（965），翰林学士陶榖之子陶邴考取了进士第六名。宋太祖翻览进士名单时大为纳闷：“听说陶榖家教甚差，他的儿子怎么能考中第六名呢？”于是下令对陶邴等人进行复试，并规定今后官僚子弟考中进士的必须一律复试。雍熙二年（985），宋太宗在殿试前还故意取消了已经通过省试的四名大臣子弟的殿试资格。一般说来，考中进士便可做官，考的名次越靠前，升迁越顺利，将来做大官的希望越大。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对权贵子弟限制得如此苛刻，是因为害怕他们利用科举制度发展家族势力，乃至威胁皇权。

陈博古在省试后，公开散布对朝政的不满情绪，不仅他自己倒了霉，还把范镇连累了。宋仁宗一怒之下，颁布密诏，指示主考官丁度：殿试时，陈博古、韩亿四子包括陈家门客范镇的试卷一律不予评阅。幸亏丁度能处以公心，委婉进谏，反复说明范镇确实真有学问，早已名声在外，并不是靠攀附权贵、拉关系走后门的无能之辈。尽管宋仁宗收回了成命，但仍指示必须降低范镇的名次。

后来，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蜚声京城的范镇只得了个二甲第七十九名，而头名状元却是来自扬州的吕溱。

01.状元吕溱

吕溱（1014—1068），字济叔，江苏扬州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戊寅科状元。曾任亳州通判、直集贤院，出知蕲、芜、舒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后起知池州、江宁府。宋神宗即位后，知杭州，改知开封府。期间，精识过人，辩讼立断。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后，病逝于任上，终年55岁，追赠礼部侍郎。

02.蜚声京华的范镇

范镇（1007年—1088年），字景仁，华阳人。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仁宗时，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生平不信佛事。尝请立太子，面陈恳切，至泣下。前后上章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后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在政治上，范镇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后职官致仕。宋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固辞不拜。累封蜀郡公。范镇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辽人称长啸公。宋哲宗元祐二年(1088年)卒，年八十一岁。谥“忠文”，赠右金紫光禄大夫。

范镇著有文集及《东斋记事》，凡百馀卷，《宋史本传》及《四库总目》传于世。同乡好友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一文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爷仨，均为著名史学家。

范镇早年经历：范镇十八岁之年，即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偶遇成都知府薛奎。接谈之间，薛奎赏识其才，惊谓“此乃庙堂之人也！”遂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范镇却不因此就稍有傲气，坚持独自步行进出，既不乘车坐轿，亦不许迎送，如此一年有余，守门人尚不知他乃府台上宾。后来，薛奎还朝，随带范镇入京，欣然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果然，范镇赋诗论文，迅即蜚声京华，被评为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人物。时京都有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范镇反对变法：王安石变法时，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范镇见证司马光“头悬警枕，忧国忧民”：司马光同礼部尚书张存三女结婚。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且头枕木枕。一日，范镇来访，夫人便将自己独守空房之事讲了出来。司马光当着好友的面只好讲出实情：“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怕自己只图享受，忘了国家的忧患；只图当官，忘了百姓的疾苦。便让木匠用圆木给我做了枕头，每当它一滚动，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静坐书案前，想想当天哪些事情没有办好，以便第二天补救。我觉得，只有时时刻刻挂民在心，战战兢兢当官，才能不负朝廷。”夫人听了十分感动，说：“既然君实为此忧国忧民，就是守一辈子空房，我也心甘情愿！”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司马光“头悬警枕，忧国忧民”的故事。

范镇是司马光的生死知己：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荡，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

范镇与司马光下棋、投壶定胜负：范镇与司马光都奏请皇帝颁布乐律度尺的法令，又与司马光反复讨论诘难，书信往返数万言。从前在秘阁任职时，在议论乐律方面见解不同时，就用下棋来决胜负，司马光没有取胜。过了二十年，司马光在西京洛阳，范镇去看他，别的书都不带，只带从前讨论过的八篇乐论。俩人争论的问题好几天都没有解决，又以投壶来决胜负，这次范镇没有取胜。司马光高兴地说：“大乐（即太乐，掌使乐人之官）还魂了！”他们俩人讨论乐律为什么以下棋、投壶这类游戏作为结束呢？这是为了平息自以为是的傲气。这种傲气很难平息，只有虚心才能看清道理。如果争论激烈，用词尖锐，则宜暂时停止，稍待双方心平气和下来，这样是非就会自己明白。

范镇赠给司马光被子：有一次，范镇从家乡来到洛阳看司马光，看到司马光好歹也是个天子近臣，怎么盖的御寒棉被，竟是又薄又破烂的。范镇也不是什么富户，但他也看不下眼，于是回到家后，叫妻子做了一床新被子，跟赈灾扶贫似的送给司马光。收到棉被后，司马光为了表示感激，特地在被子上写下“好友范镇所赠”几个大字，这床被子就盖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