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湖

钱念孙著《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2005年8月版。

老向著《抗日三字经》（三户图书社1938年版）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历史虽曾被刻意遮掩，却终究无法被彻底尘封。钱念孙所著《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一书，分抗战发生背景、日本侵略战序幕、八年抗战历程等十一章，收录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书影、题字、题词与照片。这部书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库藏，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它不仅是作者对所藏抗战时期书籍的系统梳理，更是一次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刻唤醒。

多重视角 还原立体历史

抗战旧籍的珍贵之处，首先在于它们提供了多元的历史视角。这些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文献，既有中国人的亲历记录，也有外国记者的客观报道，甚至包括日本内部的战略文件。这种多维度的史料并置，构成了抗战历史的立体图景。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田伯烈编撰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7月版）一书，以第三方视角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作者因电稿被日方扣押而决心成书，“力求真实，不存偏见”。这种曲折的成书过程本身，就印证了日军试图掩盖罪行的企图。书中保存的信函、文件与照片，至今仍是国际社会认知日本侵华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证据。

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所著《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则从侵略者的内部视角，揭示了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期间的外交阴谋。此书原名为《蹇蹇录》，于1896年3月底由日本外务省印刷，作为内部机密读物，未对外公开发行。译者在日本留学时，重金购求到该书的流传本，于1929年推出中译本。译者在“小引”中明确指出，此书能使国人“一目了然”日本的侵略策略。这种主动译介侵略者文献的行为，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以敌为鉴的清醒认知。

《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7月印行）一书，清晰记载了这一作为“九一八事变”前奏的事件之起因、经过、影响及相关史料。书中明确揭示，万宝山事件与朝鲜排华惨案，是日本假借朝鲜农民之手蓄意制造的流血冲突，其目的正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寻找借口，进而完成舆论与军事上的双重准备。《日本论》（光明书局1938年5月版）的作者哈耶玛写道：日本在占领某块外国领土之前，总是预先在那儿造成它的“特殊利益”，即先派若干日本人到那儿居住，并投下一定的商业资本。然后它就宣称自己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军队到那儿为军事侵略做准备。如果军队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或发生“流血事件”，它就乘机派兵攻占此领土。如果当地居民害怕而不与日兵发生冲突，日本军国主义者就自己暗杀本国侨民或士兵，再嫁祸于当地居民，堂而皇之地占领其领土。日本正是这样，侵占了东三省，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以笔为枪 构建精神防线

抗战旧籍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抵抗的武器。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以笔为枪，通过翻译、著述、出版等方式，构建起精神防线。

《日本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33年7月版）译者梁大鹏在序言中写道，翻译此书时“正是日寇的飞机战舰袭击上海之时”，他将翻译工作视为“抗日期中个人工作之一”。这种将学术工作与抗日救亡直接联系的态度，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选择。邹韬奋的《小言论》（生活书店1933年1月版）是在《生活》周刊发表的言论汇集，每篇对时事加以评论，文笔犀利，眼光敏锐，多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被誉为“民众最有力的喉舌”。他在自序中特别指出“对于抗日救国的文字特多，这是认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图”。其另一著作《对反民主的抗争》，于1946年邹韬奋逝世两周年之际，以“韬奋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一细节体现出抗战精神在战后民主斗争中的延续。

钱念孙在书中收录的诸多文献，在主流的抗战叙述里较少被关注，而这些看似“边缘”的文本，恰恰蕴含着不少关键的历史细节。《陈案书状汇录》（章士钊律师事务所1933年5月印行）收录了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展现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在抗战初期的政治立场。陈独秀在抗战时期撰写的《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我们断然有救》《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等著作，不仅有他自题的书名与手迹影印自序，更在抗日战略防御阶段发出了“我们断然有救”的激昂呐喊。这句话既是对当时抗日意志不坚定者的当头棒喝，更是对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有力鼓舞；文章见解独到、立场鲜明，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时局的敏锐把握与深沉的爱国情怀。

《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1月版）作为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的第一手纪实通讯集，书中收录《毛泽东先生访问记》《朱德将军的招待会》《文艺界座谈会》《端午节访丁玲》等经典篇章，还配有古元、彦涵、施展、秦兆丰等解放区画家创作的木刻插图。另一部《文汇年刊》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与关注：图片部分设有专页，展示了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多幅照片，以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特写肖像；文字部分以较大篇幅登载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朱德《战略和战术》等重要文章。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不仅具备珍贵的史料价值，更直观反映了当时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工作的关注与认可。

通俗传情 凝聚全民力量

抗战旧籍中还有一类特别值得关注：通俗读物。这些面向普通民众与将士的出版物，以最直接的方式传播抗战思想，号召力极强。

老向所著《抗日三字经》（三户图书社1938年版），巧妙借用传统蒙学体例，配以插图，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书中开篇便直击国难：“七月七，卢沟桥，日本鬼，演野操，半夜后，奸计行，开大炮，轰宛平，夺天津，陷北平，文化地，鸟兽行，国人怒，世界惊。在上海，八一三，日本鬼，生事端，无原故，派兵船，陆战队，极凶顽，杀妇孺，屠老年，既无法，又无天，残酷状，不忍言。”这部作品由冯玉祥题写书名、老舍作序，1938年3月刊发后，同年4月即再版，成为动员民众抗战的经典读物。另一部《抗倭军官须知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9年7月版）则由冯玉祥创作，以五字歌形式简明概括抗日官兵的言行准则，方便将士记诵遵循。其中关于“爱民”的篇章尤为动人：“军官爱百姓，爱之如父母，民供我衣食，我作民公仆。军人不爱民，为谁保国土？本此去实行，作战如猛虎。”尽显军民同心抗敌的理念。这些名人的共同参与，提升了通俗读物的影响力。

《四大民族英雄：岳文戚史集》（军事新闻社出版部1936年2月版）颂扬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四大民族英雄的忠勇和爱国情怀，编纂者明确表示，出版目的是“于以振奋人心，解除国难，效法先贤，复兴民族”。将历史英雄叙事与现实抗战需要相结合，是当时文化动员的常见策略。

翻阅这些印在《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中已然发黄变脆的旧籍图片，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魅力”，更是历史无法被尘封的真理。钱念孙在《写在前面的话》中精辟地指出，这些文献具有“不随着时光流逝、朝代变迁、人事更迭而改变自己内涵的‘白纸黑字’的魅力”。

以史为鉴 唤醒集体记忆

抗战旧籍的保护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它们是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证据，以实物形态留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它们更提醒我们，知识分子、记者乃至普通民众，都曾以各自的方式记录和诠释抗战历史。

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中国学生们在节译《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中国满蒙积极政策奏章》（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929年12月译印）时，在扉页写下的文字至今仍振聋发聩：“读者！假定你的心还在跳，你的血还在流，你的脑里还印有中国的全图，那么无论你怎样忙，或是怎样懒，总该抽出一点时间把它读完。读完后，想想人家的计划、手段是这样的，我们呢？以什么手段来抵御？以什么工具来对付？”冯玉祥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与二次大战》自序中，更是向国人发出沉痛呼吁：“同胞呀，中华民族已经逼至被判处死刑或无罪的关头了，热望共同奋起，有计划、有组织地迅速起来捍卫国家啊！”还有《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由章太炎题写书名、史量才题签，收录了这位爱国老人为抵抗日寇侵略所发表的文章、谈话、演讲、函电等。1932年10月，马相伯挥笔大书“还我河山”四字，并书小字附言：“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这些九十多年前的文字，跨越时空向我们发出叩问：面对历史，我们是否还保有同样的心跳与热血？面向未来，我们又该以何种姿态铭记与传承这段岁月？

抗战旧籍，我们应视为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旧籍文献既是确凿的历史证据，也是珍贵的精神遗产。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应当以更开放、更系统的方式整理和传播这些史料，让更多人得以直面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同时，抗战旧籍中蕴含的知识分子担当、民众动员智慧与文化创新精神，对当代文化建设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历史无法尘封，不仅因为纸页上的墨迹难以抹去，更因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终将苏醒、发声。这些抗战旧籍的发现与整理，正是这种记忆苏醒的生动体现。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或许会被暂时掩盖，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民族的记忆或许会经历沉寂低谷，但终将在反思中重获前行的力量。（作者为藏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