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庚申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他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得力的将领，成功地除掉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十个侄子，从而在帝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仅仅两个月后，他便登基成为大唐的第二任皇帝，开启了被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了历史上少数的明君之一。 然而，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让位，这些行动始终是李世民身上的一大污点。事实上，李世民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在发动这场政变之前，他本打算走另一条路，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阻挠，最终迫使他采取了这一激烈手段。 最初，在晋阳起兵时，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地位相当。但是随着李渊登基称帝，尤其是李渊建立大唐政权后，李建成作为太子，主要待在长安处理朝政，而李世民则被委以重任，成为平定天下的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的战功越来越显赫，甚至在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被封为天策上将，开始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李世民在天策府积累了很多能臣猛将，加上他设立了文学馆，使得天策府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几乎成了一个小朝廷。此时，李世民的地位已超越了太子李建成，并逐渐显露出与其争斗的野心。 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随着李世民升任天策上将后逐渐加剧，尤其是武德七年发生的杨文干事件，使得两人之间的争斗公开化。李建成开始逐步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采取拉拢、收买、暗杀、流放等手段，想将李世民孤立在长安。然而，李世民并非束手待毙，他身边的能臣猛将也不会轻易易主，因为跟随李世民往往意味着荣华富贵，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对立已经白热化，局势变得不可调和。此时，李世民只能选择两条路，一是离开长安，到洛阳发展；二是留在长安，将李建成从太子的位置拉下来。然而，李建成做太子多年，几乎没有什么致命弱点，要想挑战他并不容易。李世民意识到，除非除掉李建成，否则自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李世民选择了暂时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发展。 李世民将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去镇守洛阳，又派张亮带领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建立势力，希望通过与山东豪杰结交，在洛阳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如果长安发生什么意外，李世民可以迅速回到洛阳，重新争取大权。然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显然察觉了李世民的意图，很快，张亮因涉嫌谋反被李元吉举报，最终被捕并审问，但他始终没有招供，最后被释放回洛阳。 在这一事件之后，李建成曾在府中设宴，邀请李唐宗室众人参加。宴会之中，李世民突然捂住腹部，随即倒地吐血，场面一度非常紧张。李神通赶紧扶起李世民，并带他回到弘义宫，召来御医进行诊断。所幸，李世民并无大碍。这一事件在《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上都有记载，描述了李建成曾邀请李世民饮酒，并在酒中下毒，导致李世民暴病吐血，李神通扶着他回宫的情形。 面对这一事件，李渊的反应非常平淡。他得知李世民中毒后，立刻赶到弘义宫查看，并下令李建成不再邀请李世民共饮。然而，这种处理似乎过于轻描淡写，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李建成作为太子，完全有能力设计毒死李世民，但他为何没有这样做呢？其实，李建成并不傻，作为太子，他明白若在此时除掉李世民，自己的位置反而会变得危险。李建成一直没有除掉李世民，正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从实际情况来看，李建成并不可能在自己的家宴上下毒，因为这实在太过明显，不仅毫无益处，还可能让他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若要说最可能下毒的人，李元吉无疑是一个选择。他不仅有野心，而且一直在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李元吉的目的显然是让两兄弟你死我活，从而为自己争取机会。 然而，最有可能下毒的还是李世民自己。因为这次毒酒事件虽然惊险，但李世民最终并未死，而是成功借此机会向李渊请求离开长安。李渊显然看出了其中的深意，他意识到李世民已经有了更多的野心，不可能再满足于仅仅是一个皇子的位置。于是，李渊决定同意李世民前往洛阳，并允许他在洛阳设立自己的权力基础。 然而，李建成和李元吉并不愿意看到李世民离开长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李世民回到洛阳，他将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再想控制他就困难重重。因此，他们决定阻止李世民离开。 李世民的团队也意识到，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解决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后，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彻底改变了大唐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