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诏狱青石砖缝里渗出的血，在更深夜漏时分格外粘稠。王临最后看了一眼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喉间的呜咽混着铁锈味卡在断裂的锁骨处。这是地皇二年（公元21年）的秋天，距离新朝崩塌只剩三年，而距离王莽第一次亲手终结长子性命，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九年。

一、道德祭坛上的第一滴血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长安城的腊祭刚过，未央宫前殿的冰还未化尽。大司马王莽府邸深处，一场私宴突然演变成了公开的审判。三十二岁的王宇跪在庭院中央的青石板上，他的妻子吕焉怀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哭声被北风吹得断断续续。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王莽的声音像刀锋刮过铜鼎。他面前摊开的是从王宇书房搜出的帛书——那是王宇劝说父亲归还朝政给汉平帝的谏言，以及与平帝外戚卫氏往来的信件。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这个寒夜：“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王宇试图用迷信手段让父亲改变专权的做法，在自家门前洒下血迹制造凶兆。这个幼稚的政治行动，成了王莽需要的祭品。

“明日，莽鸩杀宇。”班固用六个字记录了一个父亲的抉择。当毒酒送到王宇面前时，这位曾经日夜研读《孝经》的贵公子才明白，在父亲构建的“周公再世”的道德图景里，任何瑕疵都必须用至亲的血来涂抹干净。

二、完美面具下的权力计算

杀死王宇那年，王莽五十一岁，正处于他政治生涯最精妙的阶段。元始元年（公元1年），他刚刚获得“安汉公”封号；元始四年，他的女儿成为汉平帝的皇后。每一步都踩着《周礼》的节拍，每个举动都贴着圣贤的标签。

但王宇的“背叛”撕开了一道裂缝。当时朝中暗流涌动，平帝日渐成长，卫氏外戚虎视眈眈。王莽需要向天下证明：即便是自己的继承人，只要威胁到“安汉”大业，他也会大义灭亲。

更深层的算计藏在《汉书》的字缝里：“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借着儿子之死，王莽清洗了卫氏势力，牵连诛杀数百人，包括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梁王刘立等宗室成员。王宇的尸体，成了清除异己最有效的通行证。

三、第二次杀戮：被诅咒的预言

如果杀王宇还有政治清洗的借口，那么地皇元年（公元20年）对次子王获的处置，则暴露了王莽权力逻辑的彻底扭曲。

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在汉代法律中，这不过是罚金或贬爵的罪过。但王莽的选择令人胆寒：“莽切责获，令自杀。”这个细节被班固冷峻地记录下来，背后是王莽正在推行的“新政”困境。

当时王莽的“王田制”“私属制”改革已陷入泥潭，奴隶买卖禁而不止。他需要向天下展示推行新政的决心——即便是自己的儿子，触犯了奴婢保护法令也必须以命相抵。王获的死成了一则政治广告，用鲜血书写着“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

更黑暗的线索隐藏在宫廷秘闻中。王莽妻子因接连丧子哭瞎双眼，王莽令四子王临入宫侍疾。这看似孝道的安排，却埋下了第三次杀戮的种子。

四、地牢里的最终真相

地皇二年，王临走进了父亲设下的死局。

当时长安城流传着“汉氏当复兴”的谶语，王莽变得多疑易怒。他偶然发现王临与母亲侍女原碧有私，而原碧曾经侍寝过自己。这个宫廷丑闻本可遮掩，但王莽看到了更危险的东西——王临写给病中母亲的信里有“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之语。

“中室”二字成了催命符。在谶纬学的解读里，这暗示着皇权核心。王莽认定儿子在诅咒自己早死。更致命的是，当王莽审讯原碧时，这个惊恐的女子供出了王临曾与她密谋弑父。

《资治通鉴》卷三十八记载了这场家庭惨剧的结局：“莽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埋狱中。”即便在此时，王莽首先想的仍是掩盖丑闻。但王临的结局已经注定：“赐临药，临不肯饮，莽自刺死之。”

诏狱里发生了什么？史书没有描述细节。只知道王莽亲自到了狱中，最后是“自刺死之”四个字。六十八岁的父亲，亲手用刀剑结束了最后一个成年儿子的生命。

五、血色家谱与王朝末路

王莽的杀戮名单上不只这三个儿子。孙子王宗因为私刻皇帝玺绶、绘制自己身穿龙袍的画像，被逼自杀；另一个孙子王妨被控告诅咒婆婆，与丈夫一同赐死。新朝建立后的十四年间，王莽的直系后代有六人死于非命，全部是“被自杀”或公开处决。

这种自我清洗的背后，是新朝越来越深的统治危机。从居摄元年（公元6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全国发生四十余次起义，黄河改道造成百万流民，边境战事不断。王莽越是无法控制现实，就越执着于控制身边最亲近的人——通过展示绝对的道德权威，来弥补实际权力的流失。

但效果恰恰相反。当昆阳之战惨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当绿林军攻破宣平门，王莽身边只剩下几千残兵。他穿着紫色龙袍，带着玺绶，坐在未央宫渐台上，还在按照《周礼》的仪式手持虞帝匕首。一个通过不断献祭亲人来维持神圣性的王朝，最终连自己的血脉都吞噬殆尽了。

六、被误解的父爱与真实的权力

重新审视这三次杀戮，会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王莽每次杀子后，都会公开表达悲痛。杀王宇后“莽按验宇等事，奏请诛灭卫氏”，却在家中“哭之甚哀”；杀王获后“莽为书八篇”，大谈人伦道德；杀王临前，他甚至还“与妻子相对涕泣”。

这些眼泪并非全是虚伪。在王莽扭曲的世界观里，他或许真相信自己在践行比父子之情更高的道义——那个由《周礼》《孝经》构建的、圣人以天下为家的道德乌托邦。只是这种“大爱”，需要用小爱的鲜血来献祭。

更深层的悲剧在于，王莽至死都没明白：当他第一次用儿子的性命换取政治筹码时，就已经把自己和王朝都押上了一条不归路。每次杀戮都让他的权力基础更脆弱，都需要更极端的表演来维持，最终形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

地皇四年十月六日，商人杜吴在渐台杀死了王莽，校尉公宾割下了他的头颅。这颗头颅被送到更始帝朝廷，又被悬挂在宛市示众。百姓们“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一个试图用礼教重塑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为了权力不惜手刃骨血的父亲，最终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连完整的尸身都无法保全。

长安城秋叶纷飞时，不知道可有人想起，四十年前那个在未央宫讲解《周礼》的谦恭儒臣，和后来在诏狱里手刃亲子的帝王，原本是同一个人。而连接这两副面孔的，不仅仅是权力的腐蚀，更是那个让父亲相信必须杀死儿子才能拯救的、虚幻的太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