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与长征的关系其实有许多层面,远不止于过草地这一件事。实际上,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对长征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在两个方面:首先,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起点与胡宗南有密切关系;其次,张国焘引发的北上、南下之争,与他对胡宗南的忌惮有很大的关联。 从反方向来看,红军长征也对胡宗南的升迁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胡宗南未能阻止长征的胜利,整体表现却稳健,没有犯下什么大错。他多次把红军逼入困境,并且在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军军长。 有趣的是,胡宗南在长征中几次表现出色,通常都表现为以保守姿态拦截红军,堪称长征路上的拦路虎。我们先来看看张国焘为何会对胡宗南产生忌惮。 张国焘为何惧怕胡宗南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发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特别是他在机会主义上的表现,提到他常常夸大敌人力量,尤其是蒋介石的力量,而轻视自身的实力,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 张国焘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夸大敌人力量的心理,源于他对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恐惧,而其中最令他畏惧的便是胡宗南。在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张国焘首次遭遇了蒋军的强力反击,其中胡宗南的第一师便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那次围剿中,张国焘的红军被迫撤退,蒋军紧追不舍,胡宗南的部队一路追击了3000里,直到红军进入陕川地区,胡宗南才停止追击。尤其在鄂陕交界的漫川关一带,红军一度被胡宗南重重包围,形势极其危急。此时张国焘一度提出解散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 但经过一番坚持和突围,红军终于安全脱险,且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损失。尽管如此,这次险境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的心理阴影。直到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张国焘依然不敢轻易北上,部分原因就是源于对胡宗南的畏惧。
胡宗南的稳健表现 胡宗南第一次在长征史上亮相是在广昭战役。1935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时,蒋介石派胡宗南率第一师驻守广元、昭化等地,防止红军从四川北上进入甘肃。当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成功抵御了国民党的多路围攻,刘湘的失败使得蒋介石不再有理由继续抵抗红军的北上。因此,胡宗南被派来防守这一战略要地。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较为困难,经过多次战斗,损耗严重,经济也变得萧条。因此,他们计划以川陕根据地为依托,向西北扩展,红军决定北上进入甘南。 胡宗南对此有所察觉,他判断红军不善攻坚,因此决定死守广昭,不派增援部队,采取消极防守的策略。胡宗南的这种稳健态度看似消极保守,实则显示了他较高的战略眼光。他深知红军擅长游击战,但在围城作战中可能会遇到困难。因此,胡宗南集中力量防守,最终拖住了红军的进攻。 胡宗南与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 在红军会师后的北上、南下争论中,胡宗南的名字频繁出现。张国焘在考虑如何制定战略时,曾与徐向前、李先念等交换意见。徐向前认为,北上甘南是最好的选择,既可以打击胡宗南,又能通过合力消灭他一部分部队,最终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 但张国焘却表现出犹豫,他认为如果红军进入甘南与胡宗南交战,胡宗南的反击会使得红军损失惨重。因此,张国焘提出要继续西渡黄河,避免与胡宗南直接冲突。虽然毛主席支持北上,但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最终未能迅速行动,错失了最佳时机。 胡宗南的失误与长征的终结 胡宗南最后一次与长征的缘分发生在山城堡战役中。1936年4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开始率军追击红军。随着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师,红军决定北上。而胡宗南也被命令阻止红军的会师和西进。 胡宗南的部队在甘肃靖远地区与红军接触,但因迟迟未能决战,红军趁机通过。直到红军进入山城堡设伏,胡宗南才开始猛烈反击。战斗在20日夜间展开,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胡宗南的部队最终在勇者胜的原则下失败。 这场战斗是胡宗南稳的一次重要考验。尽管他一直在长征过程中以稳健的作风应对红军,但在此役中,他最终还是败给了红军的机动性和果敢。正如周恩来所说,胡宗南虽然因剿共获得了名声,但其稳的作风过于依赖常规战术,缺乏足够的机动性和应变能力。 因此,胡宗南虽然一度成为红军的拦路虎,但最终未能阻止红军的胜利。而他的剿共战功,也止步于山城堡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