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委内瑞拉问题持续发酵以来，不少中文媒体引用玻利瓦尔的一句名言：“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天意注定’要假‘自由’之名给美洲带来苦难。”作为拉丁美洲“解放者”和委内瑞拉官方国名组成部分，玻利瓦尔的分量自不必说。1829年，玻利瓦尔致信英国使节帕特里克·坎贝尔，确曾有过相似表述，这是否足以说明，“解放者”是一位反美主义者呢？细考玻利瓦尔传记与演讲，大致能够梳理出一条线索：从初遇之际的艳羡，到独立年代的借鉴，再到晚年的“警”而远之。终其一生，玻利瓦尔的确对美国政治有过深入而持续的思索。

何塞·伊瓦拉所绘玻利瓦尔肖像画

初遇美国

早在革命与独立思想孕育的青年时代，生长在西班牙殖民地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对美国独立已有初步印象。他景仰的独立先驱佛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就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担任上校，与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建国先贤结下友情。他曾经亲历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却对两者下过截然不同的论断：“我们眼前有两个伟大的榜样，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让我们谨慎地模仿前者，小心地避开后者。”米兰达的思想启蒙毕竟只是间接经验，不久之后玻利瓦尔先后游历欧洲和美国，亲身体验两场革命留下的不同遗产。

1806年，他从欧洲启程，取道美国返回委内瑞拉。由于中途抱病和航程变化，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登陆，随即北上壮游，辗转前往政治重镇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逗留美国长达数月，可谓尽览美国政治精华。时任美国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通俗历史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曾为杰斐逊与玻利瓦尔写过一本合传，名为“自由的斗士”，书中说道，“杰斐逊先生肯定会乐于与西蒙·玻利瓦尔先生见面，愿意尽地主之谊，不过没有人引荐他，于是年轻的玻利瓦尔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当年寂寂无名的玻利瓦尔，未能像米兰达那般得到政坛名人青睐。不过与深陷拿破仑战争的动荡欧洲相比，美国安定祥和、积极上进的社会氛围，令玻利瓦尔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通过短暂的美国之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理性自由的真实样貌。”

遥远榜样

重返委内瑞拉后，玻利瓦尔投身艰苦斗争之中。1811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宣告独立，一年之后就在自身内斗与西班牙人围剿之下土崩瓦解，玻利瓦尔在最后关头以叛国之罪逮捕了革命导师米兰达。逃亡路上，他总结教训，认定重要败因在于对敌人太过仁慈。1813年，玻利瓦尔东山再起，第二共和国对敌人和异己痛下杀手，一度占据战场主动，最终又被剿灭。1816年，玻利瓦尔卷土重来，此时他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共和国耽于军事作战，缺乏政治建设。因而，他一边与西班牙军队周旋，一边筹划未来蓝图。1819年，在委内瑞拉东部城市安戈斯图拉召开的国民议会上，玻利瓦尔发表一场著名演讲，核心问题在于：委内瑞拉需要何种政治？

在许多革命者眼中，日益强盛的美国无疑是一个绝佳范例。在演讲之中，玻利瓦尔承认，美国人民是“具有政治美德和道德教养的奇特典范”，他们“在自由中成长，受到纯粹自由的熏陶”。但他也断言，美国宪法能够顺利运行，没有在遭遇第一个困难或危险之时就失败，要算是一个奇迹。相形之下，效仿美国政治的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轻易就毁于一旦。

玻利瓦尔进一步说道，“美国以其独特的繁荣所树立的榜样令人十分赞赏，因此使人不能不仿效”。他一针见血点出这一“诱惑”所在：“对于充分而绝对地享有主权、独立与自由这样一种吸引力，谁能抵制得了呢？对一个把个人权利与普遍权利结合在一起、把公共意志形成个人意志的最高法律的有才智的政府的向往，谁又能抵制得了呢？一个以精明、积极、强干的手段从各方面把它的一切事物总是引向社会的完美——这是人类各种机构的唯一宗旨——这一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谁又能抵制得了呢？”话锋一转，玻利瓦尔忧心忡忡地指出，委内瑞拉“无福享用”这一榜样，因为数百年来祖国人民被无知、暴政和恶习三重枷锁所束缚，既无政治知识，也乏政治实践。

七年之后的1826年，美洲已然获得独立，但政治依旧深陷泥潭。在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上，玻利瓦尔描绘一套自诩实用的解决方案：一位终身制总统居于核心地位，总统有权任命一位副总统，由其总揽国务，身兼总统的第一继任者。为解释总统终身制和钦点副总统权力的合理性，玻利瓦尔再次搬出美国案例：“在美国政府中，最近出现了任命一位首席部长以继承总统职位的迹象。在一个共和国里，这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了把一个富于国家管理经验的人安排为行政首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当他开始履行职责时，就已经才智兼备，享有个人威望，并富有实践经验。”两次演讲之中，玻利瓦尔将美国视为政治发展的正面典型，只是委内瑞拉暂时并不具备模仿其制度的现实条件，只能保持分寸、遥远观望。背后不难看出，玻利瓦尔具备一位独立掌舵人的成熟政治心智。

“警”而远之

玻利瓦尔与美国渐行渐远，自然绕不开“门罗主义”。1823年那封著名的国情咨文里，有一段话直击要旨：“欧洲各国如果要把自己的制度扩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区域，而不危及我们的和平幸福，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会相信，如果听任我们‘南方的兄弟们’自行选择，它们会自愿采用欧洲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对这种干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能熟视无睹。”

显然，玻利瓦尔敏锐察觉到背后的危险信号——尤其美国对于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虎视眈眈由来已久，更令“解放者”心生警觉。一个直接后果是，1826年玻利瓦尔主导的巴拿马会议将美国边缘化。这场会议旨在将美洲新独立共和国团结起来，实现美洲国家永久联盟和联合。在玻利瓦尔为筹备会议留存的底稿里，几乎对美国只字未提，却多处强调英国庇护的重要性。会议目标之一，是“种族肤色的差别将失去其影响与势力”，矛头直指黑人奴隶制。为此，在废奴主义觉醒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南方各州参议员反对美国出席巴拿马会议，担心玻利瓦尔借机将奴隶制送上“审判席”，导致国际舆论恶化。

巴拿马会议百年纪念碑

最终，由于美国各方辩论时间太久，两位全权代表启程之时已是严重逾期，他们其中一人感染黄热病命丧半途，另一人勉强抵达，仅赶上闭幕式。美国边缘化，让英国成为会议最大赢家，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英国代表长袖善舞，鼓动各国反美情绪，让“门罗主义”在诞生之初就遭遇当头棒喝，直至二十年后美墨战争才重登历史舞台。

再说回玻利瓦尔那句频繁被引的名言，那封信函讨论焦点其实不在美国，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欧洲王子。原来，独立之后拉丁美洲仍被叛乱、暗杀和种族冲突包围，无法确立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1829年，玻利瓦尔萌生退意，君主制思潮死灰复燃，麾下将领计划邀请一位欧洲王子前来主持大局，允许英国与法国代表加入讨论。惊觉局势失控的玻利瓦尔匆忙致信英国使节，力陈邀请欧洲王子之弊——“若所选之人是一位波旁王室，英国难道不会心生不满吗？您是否能想见，新成立的美洲诸国将会作何反应？更不用说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天意注定’要假‘自由’之名给美洲带来苦难……”除此之外，信中并未再提及美国。这是否适合为玻利瓦尔贴上“反美”标签，恐怕见仁见智了。

不过，这个插曲倒是重提一道难题：玻利瓦尔清醒意识到美国制度会在拉丁美洲水土不服，但也并未真正找到解决方案。时至今日，拉丁美洲仍被独立之初的痼疾困扰，政治如钟摆一般左右往复，深陷似乎漫无尽头的“二百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