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面。这次会谈不仅关系到中苏两国的未来关系,还涉及到一个敏感且复杂的话题——外蒙古的归属。回顾历史,沙俄在清朝衰弱之时趁机侵占了这片广阔的土地。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但毛泽东却将外蒙古的收回作为访问苏联的重要议题之一。毛主席带着怎样的决心和期望踏上了这趟旅程?面对强势的斯大林,毛主席将如何启动这个棘手的问题?
外蒙古,曾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外蒙古已经被纳入清朝的统治。为了确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清朝实行了多项政策。例如,设立理藩院专责管理蒙古事务,并推行盟旗制度,把蒙古地区分为若干盟旗,由朝廷任命盟长和旗长。这些措施有效地将外蒙古牢牢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 然而,随着清朝的逐渐衰退,这片土地开始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沙俄对外蒙古的野心尤为明显。早在19世纪中期,沙俄就开始渗透外蒙古,派遣商人、传教士等进入,并暗中为日后的侵占做准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权动摇。沙俄趁机加大了对外蒙古的渗透力度,并秘密派遣特使与外蒙古的贵族接触,承诺支持其独立。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 这一行为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袁世凯政府多次向沙俄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干预中国内政。然而,沙俄并没有妥协,反而在1915年迫使中国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古的自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政权被推翻。原本是中国收回外蒙古的良机,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外交困,未能利用这一时机。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发生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彻底脱离了中国的控制。 从此,外蒙古成为了苏联的附庸国,苏联驻扎大量军队,控制着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虽然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无法再控制这片土地。 这一历史事件展现了大国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沙俄及后来的苏联,通过利用中国内部的动荡和自身的强大力量,成功将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剥离出去。这不仅是一个领土问题,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对于中国而言,外蒙古的丧失标志着近代以来领土不断缩小的伤痛,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也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外交中始终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外蒙古问题。在处理外蒙古问题时,他们既要考虑民族情感,又要平衡国际政治的复杂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提出了收回外蒙古的要求。 1949年,外蒙古已经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独立的地位。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立刻采取外交措施试图将外蒙古纳入中国版图。1929年,国民政府向苏联交涉,要求其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并未取得实际进展。 1936年,国民政府再次通过外交渠道尝试解决外蒙古问题。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王宠惠提出,中国愿意在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基础上恢复对外蒙古的主权,但苏联坚持外蒙古已独立的立场,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尽管外交努力屡屡失败,国民政府依然在1936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表示外蒙古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也为未来可能的谈判留下了空间。 然而,现实中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愈发增强。193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军队与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地区发生冲突并取得胜利。此举不仅增强了外蒙古的军事实力,也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在外蒙古的控制。 抗日战争期间,外蒙古问题暂时被搁置。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未能关注外蒙古问题。随着战争结束,外蒙古问题再次浮现。1945年,蒋介石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中国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一条款被视为国民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的重大让步。 1945年,外蒙古举行了公民投票,在苏联的操控下,99.9%的选民支持外蒙古独立。虽然投票结果极不合理,但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并于1946年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一决定在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人认为国民政府的做法背叛了民族利益。这一情绪被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成为批评国民党的重要理由。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于外蒙古问题持谨慎态度。由于需要苏联的支持,中共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但也未放弃外蒙古的主权主张。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在内部会议中提到,未来要找机会解决外蒙古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但外蒙古问题依旧未解。毛泽东深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直接对话,这也为他1949年底访问莫斯科时提出收回外蒙古的要求埋下了伏笔。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即将启程前往苏联。这次访问不仅关乎新中国的外交定位,更涉及外蒙古这一敏感且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力求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取得最大的外交成果。 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外蒙古的历史资料,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报告,回顾了外蒙古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特别强调了沙俄与苏联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外交部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分析了苏联近年在外蒙古的政策动向。报告指出,苏联将外蒙古视为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缓冲地带。毛泽东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了谈判策略。 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讨论如何在访苏期间提出收回外蒙古的要求。周恩来提出可以从历史和法理角度阐述中国的立场,刘少奇则从经济角度考虑如何平衡收回外蒙古的请求与获得苏联援助之间的关系,朱德则提醒要注意苏联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 经过讨论,毛泽东决定以强调中国历史主权为基础,提出在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的前提下恢复中国的名义主权。同时,在谈判中保持灵活性,以便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余地。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如果斯大林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要表现得太失望。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外蒙古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