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沫若认为殷墟卜辞中的“土方”就是夏民族，为在卜辞中寻找夏人的踪迹和证明夏代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后来胡厚宣进一步证明了土方就是夏人，而此说多不为学界所认可。实者夏朝之“夏”乃“下”之假借，其国本称“下土方”，其国人自我简称“下”，其国君自号“下后氏”；殷人则简称之为“土方”，实亦“下土方”之简称；周人亦称之为“下”而写作“夏”，周人得天下之后亦用以自号，故卜辞中的“土方”乃夏朝灭亡后的夏人方国可无疑义。夏亡后夏人逃到西北的晋地立国，仍用其旧国名不改，殷周之际称山西晋地为“夏虚”，即源于此。

夏代是传说的古史中的朝代，历来的史书一致认为商是灭了夏得了天下，周是灭了商得的天下，这个从先秦的文献记载看，似乎没什么异辞。但到了20—40年代，“疑古”的风潮大兴，一些学者提出了“夏朝周人杜撰说”，影响巨大；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和证据，这里面贡献最大的就是郭沫若先生。

在否定夏代及夏史的诸多学者中，首先是陈梦家先生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里，提出“虞夏商为一系说”，他认为“虞夏商三系实本于一种传说”、“夏世即商世”，认为史书中记载的夏代世系是根据商代的世系分化演变出来的；此后杨宽先生写了《说夏》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夏史为周人辗转演变而成”，是彻底否定夏代及夏史的存在；顾颉刚先生在杨先生文后的案语中也认为“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于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但他同时又说：“惟《周书•召诰》等篇屡称‘有夏’，或古代确有夏之一族，与周人同居于西土，故周人自称为夏乎？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是不太赞成彻底否定夏朝存在的观点。但是，此观点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影响甚大，直到今天还有人持之不易，认为夏代既没有确切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其存在，则可以说它不存在。

首先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悖论，因为考古无法证明所有的文献记载，文献记载也无法支持所有的考古发现，没有文献支持的考古发现我们不能说它们不存在，没有考古支持的文献记载我们也不能否定它必定是古人伪造，二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部《二十四史》，里面能被考古所证明的记载并没有多少，是否能据此认为其它部分内容均为古人所伪造或不存在？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同时，目前发现的年代相当于夏代的古代遗址很多，只是因为夏代尚无文字，不能象殷墟那样直接证明哪些是属于夏朝的遗址，但是谁敢保证说里面没有真正的夏朝遗址？

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献中已有的记载，我们须本着“疑罪从有”的原则：不能证明其虚假则可以相信其真实，这个和判案应相反。就夏代而言，若其不曾存在，那么周代那些自承为夏人之后的杞、鄫、褒等姒姓国该作何解释？近出资料清华简《厚父》，据赵平安先生研究乃先秦的《尚书》文献之一，其中的厚父在与周王问答时，亦自承为夏人之后，称其先王禹、启、孔甲为“三后”，若是多的周代方国部族自承为夏之后裔，若夏为周人杜撰，此该作何解释？周人为什么要凭空杜撰出一个夏朝？此于情于理实难通说也。

故对于“周代杜撰夏王朝说”，张国硕先生有传文予以辨析，结论认为：

“‘周代杜撰夏王朝说’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周代‘杜撰’出一个夏王朝。周人‘杜撰’夏的推断不合情理。出土文献材料表明，周代之前已有夏。无论是‘战国杜撰说’、‘东周杜撰说’，或是‘西周杜撰说’，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窃以为言之成理。其次是，卜辞中并非没有夏人的踪迹可循，这一点，郭沫若先生的贡献是最大的。在这场否定夏朝的热潮中，他仍然比较清醒，并不否认夏代的存在，只是认为它属于“传说时代”。他说：

“照现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多得来的知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周书》上的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论，夏以前的事情全没说到。就是说到夏、殷上来，在详略上也大有悬殊，夏代知识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到它的比较具体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细，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时代的。……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所以他也主张可信的中国历史应当从商代开始，认为“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谨慎态度。他最早提出了卜辞中的“土方”即夏民族的观点，为我们切实解决夏代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坚实依据。

殷墟卜辞中有国名“土方”，是殷商西北之敌国，在武丁时期侵扰尤烈，故武丁常兴师征伐之。但这个方国侵伐商显然不是从武丁开始的，而应是由来已久，是商人的宿敌。对于这个方国，郭沫若先生于1929年写了《土方考》一文作了初步考证，认为土方在殷之西北，其疆域当在包头附近，亦即《诗》及金文中的朔方、驭方，朔、驭、土古音同部，当即同是一族，盖玁狁之一部落也。这个时候，郭先生似乎还没有把土方与夏人结合起来；到了1930年，又写了《夏禹的问题》一文，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夏代历史的文章，首先是不认为夏朝的虚无，他认为：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当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认为“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实”，同时，他把卜辞中的“土方”与传世典籍中的“土方”结合起来，认为就是被殷人驱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他说：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为大有可考索之价值者，即《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二韵。‘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为句，亦可以为韵，因土与茫乃鱼阳对转。‘禹敷下方’，可以为句，自亦可以为韵。然二者均不取，而独用五字为句曰‘禹敷下土方’，此当非单为音节之故。余意‘土方’当即卜辞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玁狁之一大族。玁狁于《诗》称朔方，金文《不其簋》又称驭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商颂》虽是春秋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然宋人犹保存卜辞中所常见之国名，此毫不足怪。”

郭文发表后，有程憬先生《夏民族考》一文，与郭的观点略同，认为：

“我们因知夏民族自为商所击败之后，其族一部仍留东方，而一部则已退至西北，……藉其余威，仍不失其为西北的一强梁的部落”、“《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诗中言及有夏，仍然袭用土方旧名，盖属自然之事。”

其观点实承袭郭说而来。此后对卜辞之“土方”考证最为有力者是胡厚宣先生，他在《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一文中，肯定了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认为卜辞中的土方就是被商人击败后西迁之夏民族，“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土方居住在卜辞中所言的“唐土”，认为“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土方在武丁时即已经被殷人征服，故武丁以后再无土方入侵及征伐土方之事，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夏虚”，陈梦家先生也认为：“据《左传》“昭元”大夏、唐是晋唐叔虞的封地，“定四”称之为夏虚，《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今安邑一带。”盖夏人曾居于唐，此地又称土方，故“唐土”连称，土方即夏方，从夏灭直到武丁时期被商人征服，夏人在此盘踞已长达400 多年，这里有“大夏”和“夏虚”之称自是在情理之中，但这个“夏虚”是夏亡后的夏虚，并非是夏代时期的夏虚，这一点必须分辨清楚。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言“土”通“夏”乃辗转通假，“土”、“夏”古音虽然同鱼部，但是一为舌头音的透纽，一为牙音的匣纽，“土”是否能直接读为“夏”还是有疑问的。

在传世典籍中关于“土方”的记载并非只称“土方”，而是称“下土方”，如：

《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郑笺：“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王注：“言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

《书·舜典》：“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

可见，古书虽所释略异，但都是把“下土”连言，并非单言“土方”。“下土”本周代常见之成语，恒见于《诗经》中，如《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云汉》“耗斁下土，宁丁我躬”、《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等等，特别是《小明》将“下土”与“上天”对举。

“下土”又称“下地”，如《书·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国语·楚语下》：“重实上天，黎实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也是把“下地”与“上天”对举。

可知“下土”就是指与天相对的地，所谓“下土方”是指下地之国，它似乎与卜辞中的国名“土方”并无关系。可是，如果仔细推求，商人所谓的“土方”，很可能就是“下土方”的简称。

杨宽先生在《说夏》一文中认为，夏朝的“夏”实为“下”的通假字，夏朝统治者称“夏后氏”为下土君主之称，云：

“‘夏后’即‘下后’，本为下土之神或人王之通名，而下土之神最著者莫如鲧、禹、启等，于是 “夏后”一名乃展转而为鲧、禹、启等之专名。”

又云：

“古籍中‘夏后’得称‘夏后氏’，而‘有夏’未见作‘有夏氏’者，盖‘夏后’指人，‘有夏’指国土也。‘有夏’之‘夏’，盖‘下土’、‘下国’之省，或为‘下土’二字之合音，‘下’、‘土’古音相同，长言之曰‘下土’，急言之乃成‘夏’。‘下后’之所降、所有即为下土。”

按：杨先生此说可谓道破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夏朝之名为“夏”的谜案，足以扫清一切关于夏朝之“夏”的种种误解和谬说！盖在三代之时，天下万国林立，后来由某一势力强大的方国逐渐征服其它弱小国，逐步走向方国部落联盟式的国家，夏朝就是这么个方国部落联合体式的国家，以禹、启为首的部族征服其它方国，成为这个联盟的首领，他们自认为是受上帝之命“奄有下土”，故名其国为“下土方”，意为下土之国，从启开始自称为“夏后氏”，即“下后氏”，“下后”意为下土诸国之君，而其自身之部族则称“下”，因为在古代上天可简称“上”，下土可简称“下”，典籍中每“上”、“下”对文或连文，如《诗·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书·尧典》：“格于上下”，“上”为上天之省，“下”则下地、下土之省。因而后人以“夏”称该族为联盟首领时之朝代，也是情理之中的。

由此可以知道，在对待夏人的称呼上，夏、周与商人是不同的，夏人自称“夏（下）”，周人本是夏人的附属方国，夏亡时也随夏人逃往西北，亦沿用夏人的自称而称之为“下”而写作“夏”，灭商得天下之后也因之自称曰“夏（下）”或“有夏（下）”；而商人则称夏人之国为“土方”，曰“夏（下）”、曰“土”实均“下土”之省称。商人之所以不称“夏（下）”而称“土”，可能是为了与夏人的自称相区别，这个和周人称商人为“殷”的情况绝相类似，商人一直自称曰“商”不曰“殷”，而周人则特称之为“殷”，其中不仅有区分之意，恐也含有贬低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殷墟卜辞中所称的敌国“土方”就是“下土方”的省称，也就是夏方，它是夏人被商人从中土驱逐后逃往西北的遗民，“土方”是商人对他们的称呼，犹商亡后周人称商为“殷”也。《说文》于“酒”下云：“杜康作秫酒”，段注：“又见《巾部》，曰‘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者，杜康也。’按许书事物原始皆用《世本》，此皆出《世本》。”把夏王少康称为“杜康”，“杜”即“土”，“土康”也就是“夏康”，说明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夏（下）”也称“土”，就象“商”也称“殷”一样，“商受”也可称“殷受”，则“夏康”亦可称“土（杜）康”也。

郭沫若先生认为土方是玁狁之一大族恐怕也是有问题的，程憬先生即不同意此说，胡厚宣先生也认为“郭氏以土方为玁狁之一部落，不足取信”。土方既为夏人，他们应该也是姒姓国，他们被武丁征服之后，结果及去向不明。朱芳圃先生认为：“余谓卜辞之伐土方，即《纪年》之征豕韦。豕韦为土方之别名，陶唐实土方之本号，《国语》、《左传》所谓‘唐杜’，《史记·秦纪》所谓‘荡社’，即并二名连称之也”，又认为“夏族曾居其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土方就是周代的杜国，杜国是祁姓，乃陶唐氏之后。但陶唐氏之后的唐与夏人似乎固非一族一国，这与唐地又称“大夏”或“夏虚”是相矛盾的。这里面的可能是，在夏代，唐本也是夏的重要属国，夏人被击败后，与唐人共同北徙，唐人于此先做邑而居，不久夏人即迁之此，同居一地，故其地或称唐，或称土，或并称“唐土”，也就是周代的“唐杜”，“土”、“杜”古音同可通。“唐土”亦当即土方，即迁居唐地的土方之谓，犹商人迁于殷而曰“殷商”也。武丁征服土方后，夏人被剔除，只剩下唐部族归附殷商，仍居于此，地名沿用不改，凡二百余年直到周初成王时，朱芳圃先生说“商之末世，陶唐遗族仍居大夏”，可能是正确的；到了周代，唐被成王所灭而封给叔虞称“唐叔”，唐杜氏被迁于别处，国称“荡社”或“杜”（今陕西西安东南的杜陵），清·孙诒让《籀䯧述林一·唐杜氏考》云：

“窃意杜本唐之别名，若楚之亦言荆也；累言之，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说也，与贾、韦、杜、刘皆不合，而余读《史记》，则得一塙证焉。《秦本纪》云：‘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史》之荡杜，盖即唐杜也。”

孙氏的这个看法是对的；朱芳圃亦云：“又按《括地志》言成王灭唐，迁其子孙于杜，谓之杜伯。杜即土之后起字，唐与杜，实一名之别异。唐、杜连称，犹楚一名荆，累言之曰荆楚也”，看法与孙氏略同，说明唐杜氏被周人迁走之后仍自称唐杜，只是周人为了与唐叔虞所封的唐相区别而称之为“杜”或“荡杜”。由此而言，无论是土方还是唐方，恐与玁狁均非一族。

玁狁之国，陈梦家先生认为就是允姓戎，王玉哲先生认为就是卜辞中的“（工+口）方”，认为“（工+口）”是从工得声，与“玁”音近，“所以，我们主张商时的（工+口）方，就是周时的玁狁，从音韵通转上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这个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就卜辞而言，（工+口）方之危害殷商丝毫不亚于土方，而且在武丁灭土方以后，该方国仍然有侵伐殷商之事，说明此方国当也是夏朝的方国，而且终殷商之世都没有被殷人征服，到了周代又与周为敌，秦汉时期又与秦汉为敌，称为“匈奴”，为中原之一大祸患，其势力之强大非其它方国可比。可能此部族一度称雄北方，许多逃往北方或西北的夏朝方国成为它的附属，而被后人统称为玁狁或匈奴也。

直到今天，学界大多还不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土方为夏民族说”和“夏人迁徙”说，比如2012年出版的《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此为介绍殷商时期各方国的最新成果，其中介绍土方时也没提到与夏民族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仍然是认为夏人的故虚本来就是在山西，这是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夷夏东西说”是有很大问题的。仅以周人灭商而言，克其国，据其地，有其民，始得天下。如果夏一直在其山西的故国，并且直到武丁之世夏人还在与商开战，说明夏一直没被灭国，仅仅是国君夏桀战败逃走了，商人既没据其地，也没有其民，那么汤灭夏之事从何说起？既没灭夏，则商人的天下从何而得？夏桀被商人击败之后，为何不北窜反而跨过商人的地盘河南逃向南方江淮流域？主张夏本居山西者如何解释这些问题？

唯一合理的解释当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夏人本据“中国”，他们被商人击败之后，夏桀带领一部分随从人员南逃到南巢，而夏人的主力和许多其附属方国北渡河济逃亡到当时还比较荒远的北方或西北，这应当是一次大规模的方国迁徙。其中夏人的主力盘踞在山西翼城一带的唐地，就是殷墟卜辞中所称的“土方”。这些夏人及其属国即周代被称为戎狄的部族，他们从“中国”向北或西北迁徙后，也带去了他们故国的国名、地名以及历史传说，导致了很多上古地名的西移，同时也有了“（禹）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帝王世纪》）、“姒戎文禹”（《尚书纬帝命验》）等说法。周人本来也是夏的属国之一，《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周人也承认自己曾是虞和夏的属国，本也不居于“戎狄之间”，而是在夏朝衰亡时逃去的，“戎狄之间”显然就是周人曾居住的陕晋等地。这都足证郭沫若先生的夏人迁徙说之正确！

所以，在殷墟卜辞中凡殷商北部或西北之敌，绝大部分都是前朝夏的附属方国部族。

正因为周曾经是夏人的属国，所以他们在灭商得了天下之后，亦自称为“夏”或“有夏”、“区夏”，把分封在中原地区的姬姓诸国称为“诸夏”，把四裔之国称为蛮夷戎狄。也是因为有这个情况，到了战国时代，人们开始分不清夏朝的“夏”和周代的“夏”，把周代的诸夏所居的地方当成了夏朝的旧居，于是产生诸多夏居河南的说法，比如《逸周书·度邑》中载武王灭商后，想在东方作一个都邑，勘察地形后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有人就据此说伊洛之间曾经是夏朝的故居，这完全是误解，杨宽先生辨析云：

“‘其有夏之居’，旧注以为是说原是夏代的国都，这是错误的，屈万里说：‘周人自谓其国曰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为京都）也。’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既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去’。”

而把这个“有夏”误解为夏朝的夏从战国时代就是开始了，《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洛伊出其南”，这是把成周洛邑地区的形势描绘了一番安在了夏桀身上，这显然就是吴起因为误解了《度邑》中的话而来的。这样的误解从战国至秦汉频繁出现，于是到今天一些人就不加辨析地承认夏朝本来是在河南了，这种谬误实在是不值一辩。

要之，郭沫若先生认为殷墟卜辞中的土方为夏民族之说和夏人迁徙说都是可信的，说明在殷人遗留的文献资料中绝非没有夏人的踪迹，也说明在商代以前还有一个夏代的古传也是可信的。同时，夏代的地理位置，可能与“夷夏东西说”正相反，夏人的故国当在东土，杨向奎先生就力主“夏民族起自东方，渐徙而西，终亡于河东一带”、“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盖与东夷交错相处”，此后程德祺先生在杨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夏为东夷说”，笔者认为这都是正确的看法，到了夏人居西方之时，已经是夏代灭亡后之事，不可用以讨论夏代之历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