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显得非常不屑,他说:我们苏联在30年前就试过了,结果惨败。公社制度我们早就腻了。如果中国人想搞这个,他们可以试试,等到他们碰了壁,头破血流时,才会有经验。其实,赫鲁晓夫反对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并担心其中的问题,是有历史背景和原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就曾经尝试过类似的公社化模式,即集体农庄。但这种公社化做法给农村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决策的死板与不灵活,导致了干得好与干得不好都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生产数据造假,虚报成绩等不良现象。为了加速推进这一计划,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实施了强制性的改牧为农政策,强迫牧民放弃传统的放牧生活,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当时,地方政府还没收并屠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草场被大面积改成农田,结果导致1930年左右哈萨克斯坦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造成数十万人饿死。而随后在苏联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也与公社化政策紧密相关。尽管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部分由于天灾的原因,但公社制下的集体化管理方式,却将农民的生活与工作高度集体化,缺乏个体自由和积极性,加剧了生产力的低下。因此,赫鲁晓夫反对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因为苏联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教训深刻。
赫鲁晓夫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人民公社,因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弊端丛生,最终仅在中国存在了26年,便被彻底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