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海军驱逐舰舰长关于解放军不开第一枪的言论，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紧接着，这位舰长还说出了另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但绝不给敌人打第二枪的机会。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泱泱大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向来不轻易提及战争。《孙子兵法》一开篇便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这句话提醒人们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此每一场战争都必须谨慎对待。

古代中国的智者们提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强调通过策略和外交来实现胜利，而不是直接依靠武力。因为战争不是儿戏，它会造成大量的伤亡，讲求仁爱治国的中国自然不愿轻易谈论战争。 因此，在传统文化中，不开第一枪似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但这通常是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例如在强盛的汉唐王朝，以及明清前期，面对少数民族的进犯，中国可以自信地说：我可以让你先开枪。 例如在明永乐七年，明成祖派淇国公丘福率军十万征讨鞑靼首领本雅失里，由于丘福轻敌冒进，导致明军大败。得知败讯后，明成祖愤怒不已，第二年二月亲自带领五十万大军再次征讨，之后连续十四年五次出征北方，最终将游牧民族军队击溃，迫使他们逃跑。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侵犯喀尔喀蒙古，并击败当地首领土谢图汗，接着进军至燕山以北，震动京师。康熙皇帝闻讯后，于二十九年调集满汉蒙三方联军共十余万人亲自御驾征战，并最终在乌兰布统击败准噶尔军队，再三胜利后迫使噶尔丹自杀。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北方游牧民族的兵力虽有优势，但其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远不及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原王朝，因此即使他们先发制人，也往往会在正面交锋中失败。 但当双方的实力相当，甚至敌人更强时，不开第一枪就变得愚蠢了。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便是一个例子，他因过于追求仁义，在面对强大的楚军时坚持要等楚军布阵完成后再交战，最终导致自己丧师辱国，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再看1894年9月17日，清朝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此前日本舰队在丰岛海战中主动袭击英国船只，违反国际法并开了第一枪。北洋舰队本应第一时间反击，但由于保船制敌的愚蠢命令，他们选择敌不动我不动，让日本舰队先形成了有利的攻击阵型，最终导致北洋舰队在第一轮炮击中受到重创，旗舰定远号被击伤，指挥官丁汝昌也受伤无法指挥。 由于失去指挥，北洋舰队处于被动状态，最终全军五艘军舰沉没，800多人阵亡，而日方则损失五艘军舰，伤亡200多人。这场海战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彻底打破了大清天朝上国的梦。黄海海战的惨痛教训，证明了不开第一枪的策略是多么的致命。

时隔80年后的1974年，西沙海战中，人民海军面对装备火力远胜自己的南越海军时，依然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结果南越海军先发制人，第一轮炮火就重创了我方参战的274号猎潜艇。尽管最终由于我军的英勇反击，胜利属于我方，但依然有18名指战员牺牲。这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损失，表明不开第一枪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是极为危险的。 再看1988年3月14日的赤瓜礁海战，解放军指挥员陈伟文果断下令，在听到敌人开火后立即还击，最终不到一小时就取得了大胜。我方仅一人受伤，且无人牺牲，完美击退了越南侵略军舰。 面对敌人来犯，不等对方先发制人，而是主动出击，这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否则，单纯的忍让和克制只会让敌人更加得寸进尺。

正如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辛辣讽刺，主人公韦小宝提到：佛有三德：大定、大智、大悲。众喇嘛持刀而来，我们不闻不见，不观不识，是为大定；他们举刀欲砍，我们当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为大智；一刀刀将咱们的光头都砍将下来，大家鸣呼哀哉，是为大悲。 在冷兵器时代，这种不开第一枪的思想或许能容忍，但随着现代武器的发展，敌人的第一枪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一个炮弹或子弹，而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具有强大火力的敌人，谁能在第一轮内实施压倒性的火力覆盖，谁就能获得胜利。若被敌人抢先开火，可能就会在第一轮攻击中丧失所有反击的机会。

若以信息化作战为例，像美军这样超视距的作战能力，敌人可能在你尚未反应过来时，就已将你的指挥系统、通信网络摧毁，这时候即便你想反击，也没有目标，等于成为被宰割的羔羊。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不让敌人有开第二枪的机会，有时并不是因为敌人需要开第二枪，而是敌人根本就能在第一轮就取得胜利。 毛主席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在朝鲜作战时，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成功伏击南朝鲜军队，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战役，快速取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易经》有言，世事常变，若思想无法随之变化，最终会被时代淘汰。人民解放军的使命是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的和平与安宁，而不是一味死守仁义。 对于侵略者，应该毫不犹豫地迎战，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生命财产，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战争损失。不开第一枪的做法在现代战争中早已不合时宜，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