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清华大学古月堂内,历史系的高材生夏鼐即将前往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考察,他和自己的好友吴晗在谈论未来。吴晗是明史研究的专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挖掘十三陵。两人相视一笑,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20年后,这句看似随意的玩笑竟成了现实,并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到了1955年,吴晗撰写了《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批准发掘长陵。报告一经提交,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围绕是否挖掘皇陵的问题,形成了截然对立的意见。曾经是同窗好友的夏鼐,此时已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坚决反对发掘长陵,并与郑振铎一同找到吴晗,要求撤回报告。 吴晗坚持发掘长陵的立场,主要是出于历史研究的考虑。在他看来,出土的器物是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通过发掘长陵,明成祖朱棣的随葬品将为研究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提供重要线索。此外,发掘后的文物可以就地建设博物馆,供公众参观,从而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然而,郑振铎则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当前的考古技术和水平无法承担如此庞大的陵墓发掘工作。文物的复原和保存技术尚不成熟,长陵可能出土大量随葬品,如何保护这些文物,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难以应对。 夏鼐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反对,他说:目前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西北、东南到处都是急需人手的地方,我们连基本建设的配合都捉襟见肘,怎么可能腾出手来发掘长陵呢?老吴,你还记得清华园的那个老吴吗? 三人争执了整个下午,依旧没有达成一致。然而,吴晗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决定推动长陵的发掘。他找到了郭沫若等学者,继续论证发掘长陵的可行性。最终,支持发掘的一方占了上风,国家批准了吴晗的请求,并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由郭沫若领导。 然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虽然是吴晗推动了长陵的发掘,但无论是请示报告还是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始终排在第一位。原因在于郭沫若在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他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所以,郭沫若担任委员会的领导,更多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尊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考古人员在进行试掘时,意外地在万历皇帝的定陵发现了突破口,发掘的目标从长陵转向了定陵。万历皇帝,一位常年消极怠工、深居后宫多年不上朝的帝王,终于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出现在公众面前。定陵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积累了丰富的考古经验。然而,正如反对者所预料的那样,许多文物,如丝织品等,由于技术限制,在出土后迅速风化腐烂,令人惋惜。 不管最终的结论如何,把郭沫若说成是发掘皇陵的最大推动者,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