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从海参崴出发的124列货运车，载走了远东的朝鲜人

九月初的海参崴港口，空气里混着稻谷收割后的尘土味。金顺姬记得，那天内务部的人敲门很急，“半个钟头，收拾好。”她还在灶台上煮着最后一锅米饭，锅盖掀开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冲到脸上，她想起母亲在咸镜道老家时也是这样蒸饭——只是那时候没人催促搬家。院子里的鸡被吓得乱飞，她来不及抓，只把一条毛毯、几件换洗衣服塞进木箱，就被赶到站台。那是1937年的秋天，他们说要去哈萨克斯坦或者乌兹别克，“那里地多，人少”。

有老人后来回忆，这场迁徙其实早有预兆。地方志里曾零星写过：“边境防御区设立之年，有令移民南徙。”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是全族性的搬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为躲避饥荒和日本殖民压迫，不少朝鲜人沿图们江、鸭绿江一路北上，到俄罗斯远东种稻子、开小铺子。他们习惯湿润气候和水田劳作，在苏联籍贯登记册上留下了成千名字。但到了三十年代末，日本已经吞并满洲，与苏联边境只隔一道线，而斯大林的大清洗正在深入，他对这些“与日本有渊源”的民族充满怀疑。

火车上的日子漫长而闷热，也冷得刺骨。一节节货运车厢塞进几十人，没有床，只能席地而坐。有孩子哭声夹杂着咳嗽声，一路伴随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看不见尽头的草原。有个叫朴哲洙的小伙，在笔记本角落画下沿途见过的站牌：哈巴罗夫斯克、赤塔、新西伯利亚……再往后字迹模糊，因为手冻僵了。他死在第27天，据同车的人说，是伤寒加饥饿。在某些偏僻站点旁，还能看到简陋木牌插在枕木旁，那是临时埋葬处——有人估算至少五百具尸体留在那里，但没人去数准数字。

抵达中亚后，他们先住兵营或废弃厂房，有的是自己用芦苇和泥搭棚子遮风沙。“风像刀一样”，这是许多第一批迁入者共同的形容词。在撒马尔罕附近，一个旧渔业队改成农庄，高丽人用熟悉的方法试种水稻，却发现这里缺水严重，于是挖渠引河，把荒地变成粮仓。据塔什干农业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38年农庄分布表，当年新建了59个高丽集体农庄，还有3900户加入已有农庄，他们不仅种蔬菜棉花，还重启渔业生产，为当地市场提供淡水鱼。这些努力慢慢让他们获得了一点立足之地，但干旱气候带来的疾病仍夺走不少生命。

战争爆发后，中亚高丽人的男丁大多被征去前线或筑防工事。一位名叫李永浩的退伍兵晚年常说，他是在库尔斯克战役受伤回来的，“腿骨里还夹着一点弹片”。战后赫鲁晓夫曾公开批评民族强制迁徙政策，却没有提到朝鲜人的遭遇；直到1989年苏最高苏维埃才宣布这类行动违法，并归为犯罪行为。但那时候，多数高丽家庭已扎根中亚，即便1993年的俄罗斯法令允许返回远东，也只有极少数尝试回去——他们发现故乡早已换了面孔，语言也生疏起来。

如今，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郊外还有一个高丽剧院，每逢节庆演出传统舞蹈《扇舞》，观众里俄语交谈居多，偶尔夹杂几句古老方言，让年轻演员听不太懂。据七十年代统计，还有六七成以朝鲜语为母语，如今只剩不到一成。有学者推测，这是跨族婚比例升至四成以上导致文化传承断裂。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另一种融入方式，因为不少医生、工程师都是高丽裔出身，在当地社会颇受尊敬。

去年冬天，我路过奇姆肯特郊区一个旧市场，看见摊主老太太卖腌萝卜，说这是她奶奶从海参崴带来的做法，用盐比糖稍微多一点。我问她奶奶是哪年来的，她眯眼想了一会儿，说：“嗯……可能就是那个秋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