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常卿之前，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大多数职级与太常卿相同，或者略低，通常在品级上会比太常卿低几个等级。

在北魏后期，三十九位太常卿中，元修义、邢子才、孔美三人的仕宦巅峰不详，韦彧最终升为五品男爵，其他三十五位官员的巅峰职级都至少为正三品。

元脩曾为出帝，元孝友和穆绍二人分别封为一品王爵，元端、长孙儁、长孙绍远、卢辩四人封为一品公爵。元寿安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元恒为侍中，长孙冀归为太傅，陆希质为卫大将军，王衍、崔光、甄琛、裴延俊、尔朱菩提、李元忠等人的官职也均为正一品。

崔孝芬和祖莹二人均为从一品仪同三司，元顺为右光禄大夫，崔亮、李琰之均为左光禄大夫，邢邵为特进，这四人的官职为正二品。

元固是金紫光禄大夫，高闾为紫金光禄大夫，游肇为尚书右仆射，李世哲为镇西将军，贾思伯为镇东将军，这五人的职级均为从二品。

元泰曾任太常卿，李璞在任太常卿期间去世，卢昶为平东将军，刘芳、郑伯猷、王谌和范绍也都曾任职太常卿，这七人的最终职级均为正三品。

观察这些官员从太常卿转任更高级别官职的情况，除了元固、元孝友、元修义、元泰、韦彧、邢子才、祖莹和孔美八人无法确定转任次数外，其他人中，有六人直接从太常卿升迁至最高官职，包括陆希质、李璞、高闾、刘芳、郑伯猷、范绍。

另外，有六人转职一次，分别是游肇、李世哲、贾思伯、尔朱菩提、卢辩和邢邵；五人转职两次，包括元脩、元恒、元顺、裴延俊和王谌；三人转职三次，分别是卢昶、王衍和李琰之；四人转职四次，包括元端、崔孝芬、甄琛和李元忠；崔亮转职五次；元寿安和穆绍转职六次；长孙儁和崔光转职七次；长孙冀归转职八次；长孙绍远转职九次。

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平均迁转次数约为2.9次。由此可见，太常卿官员通过较少的晋升次数就能迅速达到三品及以上的高级职务。

北魏太常卿有两种主要的迁转路径：一种是从中央职官——太常卿——再次转为中央职官——最终晋升至三品及以上职官；另一种则是从地方长官——太常卿——地方长官——最后晋升至三省，即尚书省、中央实权部门的职官。

北魏时期，太常卿一职基本沿袭了汉魏晋时期的体制，并经过北魏王朝的改革与发展，逐渐适应了北魏特有的政治制度。虽然北魏初期，政治体系较为松散，但随着朝代逐渐稳定，太常卿的职能也有所改变。

同时，北魏与同期的南朝（宋、齐、梁、陈）在官制上也有所不同，太常卿的职责和职能在南北朝官制演变中有了很大差异。随着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太常卿系统在隋唐时期逐渐成熟，职能和属官逐步完善。因此，研究北魏时期太常卿的角色，有助于理解北魏及其对隋唐官制的影响。

在与两晋南朝的比较中，北魏的太常卿职掌发生了变化。两晋南朝时期的太常职能与汉代相似，主要负责宗庙祭祀、选拔博士和查察陵庙。而北魏则取消了选试博士和察行陵庙这两项职责，太常更多专注于祭祀礼仪等活动。两晋南朝时期，太常不仅要负责宗庙事务，还必须时刻保护宗庙的安全，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北魏时期，太常卿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主要负责祭祀和礼仪活动，而选拔博士的任务已转交给尚书省。此外，南朝太常更多是与尚书省之间相互转任，尤其是各大部之间职能交错，说明当时的太常职务更多是过渡性质，旨在为官员的晋升铺路。

随着北魏官制逐渐定型，太常卿一职逐渐成为礼仪性职官，而不是实际权力的象征。南朝时期，太常职务逐渐成了闲职，尽管如此，官员的迁转依然频繁。北魏的太常卿与南朝的太常卿之间有明显的职能差异，后者更多负责宗庙祭祀与博士选拔，而前者则更多参与礼仪活动，且对权力的影响较为有限。

总的来说，北魏太常卿在政治体制中的角色较为特殊，其职能与历史背景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安排。隋唐时期，随着三省六部制的逐步成熟，太常职务逐渐转向礼乐事务，成为历史上较为稳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