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一书中提到，坐而论道的被称为王公，动手实践并付诸行动的称为士大夫，而审慎地处理各类事务，掌控各种工具的则是百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王公与百工之间的位置。 在中国古代，士族指的是知识分子家庭，代表了对知识、文化和艺术的垄断阶层。自儒家学派成为主流后，士族逐渐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仕途。士大夫因此就成了官员和知识分子，包括现任官员、退休官员及那些努力读书希望能入仕的人。

在周朝时期，士通常指的是武官，而大夫则是文官的代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强国力，都开始了广招贤士的行动，这种招贤实际上就是在招募士大夫。 西汉建立后，为了让这种招贤的行为更加制度化，政府开始采取由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进谏的人才。通过这样的推荐，逐渐形成了一个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体，士大夫阶层开始成型。

东汉时期，这种推荐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察举制，官员的选拔开始侧重于孝廉（指品德高尚且家庭和谐的人）。通过这个制度，大量非贵族出身的官员进入政府工作。在两汉时期，约有7万人通过举孝廉进入政府，像曹操、孙权、张骞等人都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官场的。 在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逐渐壮大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当时的规定，每个地区每年只有有限名额能推荐举孝廉，通常20万人口的县有一个名额，40万人口的县可推荐两名。可以想象，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堪比今天考入顶级大学。

想要被推荐为孝廉，推荐者通常会看重被推荐者的德行、学识、法令的熟悉程度及坚毅的品格。推荐人一般为地方长官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而如果推荐人的推荐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需要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要被推荐，不仅仅是要有学问，还需要有德行。 那么在这种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引起推荐人的注意呢？

要靠学识出名是很难的，但最快的办法就是通过德行来获得声誉。要在德行上出名，必须做到与他人不同，做得更加突出，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在中国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中，出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 例如，在孝道方面，虽然规定服丧三年，但为了让自己更加突出，有些人会选择服丧六年、甚至二十年。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孝顺，拒绝吃饭，甚至因长期不进食，身体骨瘦如柴，还有人哭得撕心裂肺，直到流血。 类似的行为表现，也在其他领域有着许多类似的奇异事例。

例如阳球，他的孝道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突出，但有一次他听说一位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于是他带人将这位官员及其家人全部杀害。尽管这种行为不合法，他却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振，并被推荐做官。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不孝行为的惩罚，并且敢于冒险，显示出了他的果敢。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财富和官位的态度。许多人追求财富和官职，但有些士大夫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选择拒绝这些常规的追求。例如，在家产分配时，他们会坚持分得最少的一份，将最好的留给其他兄弟；或者父亲留下的爵位应由嫡子继承，但他们选择放弃继承权，将其让给庶出的兄弟；又如一些名士接到政府的征召时，他们拒绝接受官职，比如大儒卢植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行为虽然并非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能使这些人物获得更大的声誉，从而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朋友和恩主甘愿牺牲自己的行为，也能使人声名显赫。例如，甘愿为朋友复仇，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朋友收尸，或者为已经去世的朋友千里送葬等；再如，为恩主冒险，服丧三五年，不收取任何不正当财物，有些人甚至将朋友送给亡父的葬礼拒绝接受，像范丹这样的清廉人物，吃饭时坚持付饭钱，却在帮助别人时慷慨解囊。 这些种种行为，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更高的声誉，并可能获得举孝廉的机会。 举孝廉的制度没有面试或者考试，只依靠地方长官推荐，因此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虚假的手段来获取推荐。就像《后汉书》中的许荆，他的祖父许武就是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的。许武在当上官后，想让两个弟弟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官场，于是他故意做出牺牲自己的行为，结果让两个弟弟的名声大振，成功进入官场。而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赞誉，并进一步升职。

这种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百姓的愤怒之情导致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歌谣出现，批评那些举孝廉的官员根本不懂书本知识，而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之间也充满了虚假和作假。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光武帝要求举孝廉后还需经过试用期，而到了汉顺帝时，甚至增加了考试环节。 虽然这个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但它还是使得孝道和品德在两汉时期成为社会风气的重要特征。

然而，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推荐的范围开始变得更加狭窄。原本注重名声和品德的人，现在逐渐开始要求推荐人必须是士大夫家族的成员。 因此，士大夫阶层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门第观念。门第的高低取决于家族中做官的人数和地位的高低。像弘农杨震家族、汝南袁绍家族等世家，因为家族中历代都有做官的成员，因此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尊敬。相对而言，家族中做官人数较少，或者几代人都只做普通读书人的家族，则被认为是寒门。 在这个过程中，寒门子弟要想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愈加困难。门第观念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随着太学的建立和发展，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太学最初只有50名学生，到后来的东汉，太学的学生人数已达到三万人，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学的招生对象通常来自士大夫家庭或者皇室后裔，这些学生不仅享有免除赋税的特权，而且在接受教育后，他们必然会与朝中大臣有更紧密的联系，进而影响到整个朝廷的政治局势。 最终，士大夫阶层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处于王公与百工之间，不仅在东汉时期成为与外戚和宦官势力抗衡的力量，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对士族门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