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之死,实际上是他自作自受。他未能像邓通那样灵活应对,而是将自己与屈原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他存在很多严重的缺点。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文帝的执政思路可以总结为三个字:不折腾。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继续折腾的必要。经过高祖一朝,异姓王几乎被完全削弱,诸吕之乱也已得到彻底平息,匈奴的威胁尽管不断,但通过和亲的政策已经能够应对。而多年的南越问题,虽然地方势力较大,但还不足以威胁到朝廷的根本安全,其他诸王是否觊觎江山,也没有证据和迹象显示。因此,文帝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天下。唯一需要折腾的,便是在经济建设上有所作为。但自汉朝建立以来,帝国的治理思路已经固定,那就是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于不做无谓的动作,把政治活动的重心放在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上。
在文帝看来,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积累力量,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保证社会的和平稳定,以及实施宽政简刑,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文帝并不追求任何激烈的政策改革,也不会接受可能导致动荡的建议。 贾谊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提出了许多能够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导致朝廷动荡的建议,因此这些建议被文帝所拒绝也在情理之中。贾谊最让文帝无法容忍的是,他居然批评文帝所信奉的无为思想。他认为,这种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只有积极作为,才有可能振兴国家,恢复秩序,并且直接批评道:盗贼之乱,若不有所行动,国家怎能得以长治久安?在贾谊看来,文帝的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无法调和传统的宗法秩序,甚至可能危及中央集权。而他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是重整汉帝国秩序的关键。 贾谊的这些观点,尤其是他对同姓王的看法,在文帝眼中并没有得到重视。文帝并不打算通过削权来平衡同姓王的势力,因为他明白,同姓王虽然存在一定的威胁,但也并不是当下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务。正如他在给南越王赵书中所说:朕,皇帝侧室之子……,即说明自己与高祖的关系并不复杂,想要清除这些王公贵族的影响并非易事。即使文帝内心有自己的情感,他的无为政策依然让他选择不轻易动手。 公元前179年,文帝在议立太子时曾说:楚王是我的叔叔,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他们德行都超过我,但我仍决定立自己的儿子,这样会被百姓误解为偏爱自己的亲子,而忽视贤德之人,这样做就不符合国家利益。虽然这话带有一些政治上的作秀成分,但也反映了文帝不愿对自己的亲属动刀动手的心理。 这也是贾谊没有理解的部分,他未能看到文帝为何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是他所提到的对同姓王的削权问题。文帝清楚地知道,同姓王虽然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此刻需要解决的。他明白,每一代人只能做当代的事,未来的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因此,贾谊提出的变革并未得到重视。 最终,贾谊的政治生涯因缺乏深入理解文帝的心态和策略而走向终结。贾谊年轻气盛,极为自信,恃才傲物,这使得他在政治场中无法稳固立足。尽管他拥有深远的见识,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修养和人际技巧,最终没能得到皇帝的支持,也未能得到朝廷其他大臣的合作,最终只能沦为空谈的代名词。贾谊的死亡,根源就在于他无法理解文帝的无为思想,也未能看清自己与朝中大臣的关系。他的激烈言辞,尤其是对朝中大臣的批斗,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立足点。贾谊虽然有远见,但却无法超越个人的情绪和傲慢,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