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蜿蜒伸展超过2500干米，被誉为“万山之宗”“亚洲脊梁”。其平均海拔在5500米以上，东部支脉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

290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周穆王意气风发。这是他在位的第17个年头，不同于自己的曾祖成王、祖父康王、父亲昭王的短命，周穆王的身体相当健康，周朝国力也尚在巅峰。于是，周穆王驾着造父（“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献上的骏马，带着天子六师，向西一路进发，以实现自己“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的志向。一行人到达“河水之阿”，周穆王下令将玉璧和牛、马、猪、羊沉入河中，以祭祀河伯。河伯收到祭品，呼喊周穆王，并转述了天帝对他说的话：“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

得到天帝的许可，穆王继续西行，于戊午日达到昆仑山脚下。在辛酉日——这是个十分吉利的日子——穆王登上昆仑之丘，见到了黄帝之宫。但周穆王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西行三千余里，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瑶池之上，周穆王与西王母饮酒作乐，对歌祝福。至此，周穆王的西行之旅终于到达终点。

以上讲述穆王西行的故事，见于先秦典籍记载，但其可信度却一向饱受质疑。因为记载此事的“先秦典籍”很特殊，并非传承有序的古书经典，而是在西晋时期被盗掘出土的战国竹书，即著名的“汲冢书”。西晋初年，盗墓贼不准在汲郡发掘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大量竹简，均以战国古文书写。经荀勖、和峤、束皙等学者整理，共有古籍十余部。

在这许多重见天日的古籍中，只有一部半古书流传至今。这“一部”，就是《穆天子传》；而这“半部”，则是《竹书纪年》。之所以是“半部”，是因为《竹书纪年》的完本在宋代就已经散佚，到了明代又忽然重新出现，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其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这“一部半”古书中，都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昆仑、见西王母之事。

无论存在怎样的争议，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周穆王是先秦典籍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到达“昆仑”的中原历史名人。而相对于围绕“昆仑”的历史争议和文化迷雾，周穆王的西行之谜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缀。

从沧海到崇山

打开中国地形图，在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山墙，它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蜿蜒伸展超过2500千米，这便是被誉为“万山之宗”“亚洲脊梁”的昆仑山。它的平均海拔在5500米以上，冰雪覆盖的山峰直插云霄。其东部支脉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正是由昆仑山孕育而出。

如今这片高峻、寒冷、干旱的巨型山脉，在遥远的过去曾是浩瀚的海洋，这是比沧海桑田更宏伟的地质巨变。在古生代甚至更早时期，这里曾是特提斯洋（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海水的覆盖下，古老的基岩之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从距今约5500万年的新生代初期开始，印度板块这个“不速之客”从南半球一路北漂，以巨大的能量撞向了欧亚板块。这次碰撞催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壮观的造山事件之一，直接导致青藏高原的整体隆升，而位于其北缘的昆仑山，正是这次碰撞的前沿和关键受力点。

强大的挤压力量使得古老的地壳被剧烈压缩、褶皱、推挤、向上抬升，最终冲出海面，奠定了昆仑山的基本骨架。昆仑山作为青藏高原北部最主要的应力释放地带，其深部结构记录了完整的洋—陆转化与陆—陆碰撞的历史。地球物理探测揭示，昆仑山的地壳厚度可达65—70千米，几乎是普通大陆地壳厚度的两倍，这直观地说明了其承受了何等巨大的挤压力量。

随着山脉的隆升，在海拔5600米以上的极高山区，发育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千米的现代冰川。这些冰川如同巨大的刨刀，在数百万年间侵蚀着昆仑山的山体，刻凿出锋利的角峰、刀刃般的山脊和深邃山谷，使这里成为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八骏巡游》出自明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 》传说周穆王驾驶八骏马车到达昆仑山，登上昆仑之丘,见到了黄帝之宫。其后继续西行三千余里，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瑶池上,与西王母饮酒作乐

这场壮观至极的青藏高原造山运动并未终结，而是一直持续至今。2001年11月14日，青海省昆仑山口西发生里氏8.1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1度，形成长达430千米的地表裂缝带，至今仍清晰可辨，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被国际地质学界视为研究地震机理的“天然课堂”。与地震相伴的，还有活跃的火山活动。在东昆仑山于田至民丰一带，至今仍分布着火山群，地下深处的岩浆活动并未停息。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穿越昆仑山的解放军工程部队在昆仑大坂西沟一带目睹了火山喷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记录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火山喷发。

超高的海拔、巨大的冰川、地震与火山还不是昆仑山严酷地理环境的全部。高耸的山脉如同一道巨大的屏障，相当彻底地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得山脉北侧的新疆南部地区，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极端干旱荒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自身也处于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控制下，年温差和日温差都非常大。如果我们以古代中原先民的视角向西看，高耸入云的昆仑山、位于其南侧同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位于其北侧极度干旱的大沙漠，共同构成了东亚大陆西缘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理边界，这里似乎就是世界的尽头。

昆山之玉

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在中华大地各区域史前文化中都是重要的礼器和财富的象征。对玉的喜好和推崇，贯穿了华夏文明的全过程，直至当下。而在众多美玉品种中，自古以来最著名、最珍贵的是“昆山之玉”。这是一类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玉石，主要产于西段昆仑山脚下的和田河流域（即古书中所说的“于阗”），今天一般称之为“和田玉”。

和田玉实物见于中原地区是相当早的。在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和田玉制成的玉羊、玉鸟。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生活在距今约3300年。那时，昆仑山和中原之间的直接物质交流已然出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中所出玉器也有许多是新疆和田玉制成，这说明和田玉在中原地区的流传相当广泛，甚至已经通过中原继续向南流通。远古时期的中原先民很可能已经对这座极西之地盛产美玉的巍峨大山有一定认知，只不过未能书于文字，或此类记述未能流传下来。

那么，遥远的“昆山之玉”是如何跨越数千里流传到中原的呢？若依照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路线，似乎应当是沿着昆仑山北麓的“绿洲路”向东，经河西走廊入关中，再由关中入中原。不过，这条路线能够畅通，建立在中原王朝统一且控制河西走廊的基础上。商代国土较小，向西的影响力不出关中；西周疆域虽然大大扩展，但也只能控制到泾水、渭水上游，河西走廊仍属域外。至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这条路线更是障碍重重、难以畅通。

△昆仑冰河彩石。中国古代玉器最珍贵的就是产于西段昆仑山脚下和田河流域的和田玉。昆仑彩石是产于青海昆仑山脉的一种雕刻石材，也是昆仑玉的一种

在《战国策·赵策》所载苏厉游说赵王的言辞中，保留了先秦时期“昆山之玉”进入中原的路线：

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

句注山在山西省雁门县西北，而雁门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草原的分界线，一旦秦军控制句注山以西的土地，就会导致运送昆山之玉的交通线断绝，赵国将无法获得这一稀世珍宝。由此推断，运送昆山之玉的路线应当起于昆仑山北麓，转而向东北，经由蒙古草原向东运送，至雁门一带转而向南，进入中原。不仅是“昆山之玉”，上古时期诸多自中亚、西亚传入中原的物质与文化均是经此路线。

这条路绵延万里，要经过沙漠、戈壁、草原，不仅翻山跨河，更要应对沿途游牧民的抄掠。《尸子》记载：“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反映了先秦时期将昆山之玉运送至中原的艰辛，运输者十之八九会死于途中。

但中原贵族对“昆山之玉”的热情丝毫不减，因为他们相信昆仑山上的美玉是一种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神物。屈原《九章》曰：“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种观念的影响甚为深远，汉代王侯下葬时身穿玉衣，就是希冀昆山之玉能保证自己肉身不朽。

“昆山之玉”的“昆山”，从地理位置上讲，应当较为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不过，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昆山”与“昆仑”，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却不能全然等同视之。二者从方位上看都位于西北，但“昆山”还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地理概念，而“昆仑”则是杂糅着远古先民历史记忆、早期地理知识和各类神话传说的复杂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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