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而起这一成语源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描述的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起义的标志性动作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代名词，指代那些奋起反抗、揭竿而起的农民。

在中国古代，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农民起义，其旗帜下聚集的起义军，人数从几千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那么，这些揭竿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些起义的参与者大多是农民，但其中也有许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的人并非普通农民，甚至有些起义领袖的身份与他们所反抗的权力关系密切。例如，在家喻户晓的水泊梁山起义中，虽然众多领袖如晁盖、宋江、柴进、卢俊义、吴用等，身份复杂，其中许多人并非地道的农民，而是地主、军官、商人、官吏甚至书生。根据研究，梁山起义的80%以上的头领并非农民，而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贵族和官员。尽管如此，梁山的主体力量依然是农民阶层。因此，将梁山的起义简单归为农民起义并非完全正确，忽视了其中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

在封建帝国时期，农业作为最广泛的职业，是唯一没有严格职业准入要求的行业。农民的身份常常显得模糊，许多人往往在农民与非农民之间游走。农民的身份并非单一且清晰，而是往往与其他身份交织。例如，某些农民可能在特殊情况下转变为商人或工匠，而一些商人或手工业者的根基可能也来源于农业，显示出农业社会内身份的流动性。因此，评判农民起义的性质，不能仅凭领导者的社会背景或职业来下结论。真正的判断标准应是起义的旗帜和群众的主力，尤其是起义的主体力量究竟由谁组成。

在那些历史上闻名的农民起义中，起义的发动者常常是贫苦农民，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经济压迫严重的时期。中国农民，作为世界上最本分、最缺乏反抗精神的群体之一，往往不因人权、法权等问题主动反抗政府。他们的性格中充满了顺从和隐忍，往往直到穷途末路，无法忍受生存压力时，才会选择反抗。正如古人所说：上吊差根绳——即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农民也常常选择忍气吞声。然而，真正让农民揭竿而起的，是他们的饿。当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希望，面对饿死与反抗两难选择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抗。此时，农民的暴力才会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指政权的软肋，推动大规模起义的爆发。

例如，陈胜、吴广的起义就有其特殊背景。大泽乡的火焰之所以能够迅速燃起，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农民戍卒是成建制地生活和行动的。如果他们仅仅是三五成群地聚集，恐怕陈胜、吴广再怎么激动人心，也难以将他们发动起来。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张角通过太平道对贫苦农民进行长期宣传和组织工作，成功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韩山童的祖父便通过白莲教进行组织，最终利用集体生活的民夫发动了起义。

即使农民并未形成如此集中的组织结构，依然有条件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揭竿而起，这个条件便是饥饿。饿死与反抗之间的选择，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决定：不如造反，哪怕死了，也总好过饿死。正如《后汉书·刘玄传》所载，王莽末年，南方饥民大规模起义，形成百万饥民的绿林、赤眉起义队伍，反抗不公的统治。

中国历史上，当兵吃粮是一个长久的传统。贫苦农民常常通过参军获取饭吃，但他们并不关心为谁当兵，只要能填饱肚子。十四五岁便上战场的农民，手持长枪，虽然得到饱腹的机会，却也始终无法摆脱生死未卜的命运。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农民会在社会动荡中选择反抗，尤其是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秦朝末年，东部的起义风起云涌，而关中地区的农民却依然忠诚于秦朝。他们曾经与秦朝的强大军队共同取得辉煌的战果，心中自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比关东的农民更高人一等，因此，关中农民积极参与镇压东部起义。而当天下大乱，关中的农民仍然维持着对秦朝的忠诚，因为他们从急耕战之赏的政策中获得了奖励。这种忠诚和矛盾，也让后来的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产生了复仇的情绪，最终将这些农民全部坑杀，演绎了一场充满暴力和悲剧的历史剧。 除此之外，哗变的士兵和退役的军人也是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军队是君王的基石，但历史的车轮却常常让许多军人因为社会矛盾而与当时的政权发生冲突。这些哗变的士兵，或许是因为被压迫、被剥削，最终选择反抗政权。北魏时期，葛荣与鲜于修礼便因与统治者的矛盾，率领数十万兵员发动起义；唐朝时期，咸通九年的戍兵也因长期未得解甲而最终起义，掀起了反唐的浪潮。这些曾经的镇压者，最终成了农民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带来了对旧体制的反叛。 此外，手工业工人、商人等城市中产阶级也曾因阶层压迫加入起义。万历年间，临清市民因税收苛捐起义，掀起了反对官府的风暴。即便这些市民并非直接参与政权更替，他们也在反抗中寻求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尽管其中也有匪盗出身的恶人，许多起义军并非纯粹的暴徒，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阶层，他们的暴力往往是为了生存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背后隐藏的是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层斗争。 古代农民起义队伍的基本构成中，除了士兵和饥民，许多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也在其中。他们大多来自贫苦农民阶层，身份之间的转换与农民生活的苦涩密切相关。无论他们成为士兵还是工匠，骨子里，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与精神特质，身上流淌着无法割舍的农民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