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曾和彭总平级，多次帮助深陷困境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共评定了十位大将。但仔细琢磨一下，你会发现，凭资历和贡献，真正具备大将实力的远不止这十位。1955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前辈为树立榜样，特意规定，凡是已经离开军队的干部不能参与此次授衔。所以，像滕代远这样具有显赫战功和深厚资历的人，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超过了很多大将，却因长期从事铁道系统工作，而未佩戴上将星。
滕代远或许不在意这些荣誉，他的内心更为纯粹高洁。作为一名无私的革命者，他把个人的荣誉与地位置于次要位置，始终为他人的需要而奉献。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总是勇敢地伸出援手，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直到今天，依旧令我们为之敬佩。 早年，滕代远与彭德怀的合作可谓默契十足，二人曾共同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平江起义。为什么朱德与彭德怀能够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总指挥与副总指挥？固然，他们的才干卓越不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建立人民军队的初期，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余部进入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国民党始终不放松对红军的围剿。在生存环境愈加严峻的时刻，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与湘南起义的部队前来会师，组成了红四军，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然而，红四军的壮大也引来了敌军的强烈反扑，湘赣两省国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会剿。尽管红四师成功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自身的伤损也极为严重。就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赶到了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成功度过了这一难关。 若从现代的视角来看，秋收系、南昌系、平江系可谓是革命的原始股东，它们为红军从无到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基业。这个作用，后来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难以比拟。 滕代远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比彭德怀要早。彭德怀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滕代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平江起义后，红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担任军长，滕代远则是党代表（即后来的政委），因此，滕代远在平江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资历，甚至超过了很多同期的元帅。 此后，滕代远的革命生涯一帆风顺。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了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总政委为毛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在解放战争中，他则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要职。 原本，铁道兵团司令员是属于军职，然而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中央意识到运输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决定将铁道兵团转隶中央军委，滕代远也因此成为了首任铁道部长，完成了从军转政的重要角色。 然而，1958年，滕代远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为了不影响工作，主动请辞休养。中央对他高度重视，虽然批准了他休养，但并没有撤销他的职务，反而让吕正操担任铁道部代部长。然而，1959年某次会议期间，滕代远心里愈加沉重。他看着老搭档彭老总遭受批斗，虽然有些人出于压力说了许多违心话，但滕代远依旧保持着沉默。滕代远的态度让一些人心生怀疑，甚至有人想将他和彭老总的关系割裂，试图挑拨他出面揭发彭德怀。然而，滕代远始终没有出卖自己的良知。他的秘书曾担心这种态度会给他带来麻烦，私下里询问他为何不出面表态，滕代远毫不犹豫地答道：彭老总脾气固然有些暴躁，得罪了人，但他绝对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不仅仅是彭德怀，滕代远对待所有遇到麻烦的同志，都秉持着公正与包容的态度。无论是宋仁穷，还是吕正操，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早在井冈山时期，滕代远就与宋仁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冬，国民党重兵围剿井冈山，形势异常严峻。在敌人重重包围下，朱毛指挥红四军主力突破敌线，红五军则负责留守根据地，而宋仁穷正是红五军中的一员。面对敌军的强大压力，宋仁穷毅然决然选择带领连队殿后，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滕代远见此深受触动，对宋仁穷刮目相看。幸好，宋仁穷最终成功突破包围，并与大部队会合。 在特殊时期，宋仁穷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有人先后九次找到滕代远，要求他写出宋仁穷叛变的材料。然而，滕代远始终坚守原则，决不冤枉任何一位同志。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材料：宋仁穷同志参加革命早，贡献大，工作认真踏实，无任何叛党行为。 同样，吕正操曾与滕代远产生过矛盾，但滕代远从未因此做过什么过激的事情。两人性格直率，经常因工作争议而激烈讨论。但滕代远认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本就正常，最终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 滕代远也对自己的家庭要求严格，这反映出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自参加革命以来，他与长子滕久翔一直未见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见面。滕久翔希望父亲能帮忙在北京找个工作，滕代远却拒绝了：我是共产党员，如果我带头搞特权，人民群众还会相信我们吗？他告诫儿子，不要以他的名义去做不正当的事情。滕代远从不因为自己的位置去为家人谋取特权，坚守的始终是那份为民服务的初心。 滕代远的其他孩子，虽然有过一段时间的优待，但他依然坚持严厉教育他们，让他们从基层做起，不靠关系，靠自己的努力走向成功。他的严格教育成就了这些孩子的自立自强，也为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因病逝世。临终时，他特意要求纸笔，却写下的并不是遗嘱，而是两个字——服务。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对儿女的深切期望。他的故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篇章中，成为一代伟大的共产党员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