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北京城外黑压压一片大顺军。
这一天,距离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只剩下不到24小时。
延续了276年的大明江山,就这样走到了最后时刻。
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却发生了两件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一件发生在城外的李自成身上,一件发生在城内的崇祯皇帝身上。
这两件事放在一块看,简直就像是老天爷跟大明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李自成这辈子,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公元1637年,他最惨的时候,被明军名将洪承畴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术打得满地找牙,身边只剩下17个人,躲进商洛山里差点饿死。那会儿要是有人跟他说,七年后你能打到北京城下,他八成会觉得这人脑子有病。
可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从1640年开始,李自成像开了挂一样。
那一年,他从商洛山里钻出来,一路杀向河南。当时正好赶上河南大旱,饿殍遍野,老百姓吃树皮都吃不上,听说"闯王"来了,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这句民谣在河南大地上传得比风还快。
不到四年时间,李自成从一个流窜作战的"流寇"变成了拥兵数十万的"大顺皇帝"。
1644年正月初一,他在西安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登基之后,他二话不说,直接挥师东进,剑指北京。
一路上势如破竹,太原守将投降,大同守将投降,宣府守将投降,居庸关守将投降。
明朝末年这帮官员,脊梁骨早就软成了面条,一个个跪得比谁都快。
据史料记载,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过程中,明军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很多城池都是不战而降。负责督守居庸关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连箭都没放一支就开关投降了。
李自成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大军开到了北京城下。
这一路走来,李自成心里应该是美滋滋的。从西安到北京,两千多里路,他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沿途收降的明朝官员和军队,比他自己带来的人还多。
按理说,这时候的李自成应该意气风发、志得意满才对。
北京城里的守军加起来也就五六万人,还都是些老弱病残,城墙有十五万多个城堞,平均下来一个士兵得守三个垛口,根本守不住。
更要命的是,崇祯调来勤王的吴三桂还在山海关那边磨蹭,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不就是唾手可得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去跟崇祯皇帝谈判议和。
谈什么?据《甲申传信录》《小腆纪年附考》等史料记载,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这样的:把西北一带割给他,封他为王,再给一百万两白银当"安家费",他就退兵回河南。
不光如此,他还承诺以后可以帮朝廷"内遏群寇,外制辽藩",意思是帮明朝打其他农民军,甚至帮着对付关外的清军。
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奉召入觐",也就是不接受朝廷的召见和管辖,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
这就奇了怪了。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在牌桌上手里攥着一把同花顺,对面只剩一张杂牌,眼看就要通吃了,你突然说:算了算了,咱俩五五开得了。
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后人对李自成这一举动,分析来分析去,大概有这么几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小农意识作祟,压根就没想当天下共主,只想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李自成自己说过一句话:"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意思是十个北京都换不来一个西安,可见他骨子里的格局就摆在那。
也有人说他是对自己的队伍心里没底。大顺军虽然人数众多,但说到底是农民军,组织纪律性差,打顺风仗还行,真要跟明朝的精锐边军或者关外的八旗铁骑硬碰硬,还真不一定能赢。
还有人说他是想捞一票就走。事实上,大顺军进北京后干的那些事也印证了这一点——入城没几天就开始"拷饷",把明朝的王公大臣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们交钱,前后搜刮了几千万两白银,全都运回西安去了。
不管咋说,李自成这个举动在当时就让人看不懂,搁到今天来看更是让人费解。煮熟的鸭子都飞到嘴边了,他愣是想放走。
李自成那边想"议和",崇祯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面对李自成的条件,崇祯皇帝是什么态度呢?据史料记载,他把大臣们叫来商量,结果这帮人一个个都成了锯嘴的葫芦,谁也不肯表态。
内阁首辅魏藻德干脆来了句"此事须上自定之",意思是这事得您自己拿主意,我可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因为之前有个叫陈新甲的兵部尚书,奉旨跟清军秘密议和,消息走漏后被崇祯当替罪羊杀了。
有这前车之鉴,谁还敢往枪口上撞?
崇祯自己也纠结。
他心里未必不想答应,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凡事不愿意自己担责任,非得让大臣们先开口。大臣们不开口,他也就只能干瞪眼。
就这么拖来拖去,谈判的窗口期就过去了。
但比起"议和"这事,更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是另一件事——为什么崇祯死活不肯南迁?
当时的明朝,其实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北方虽然糜烂,但江南还是一片太平。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六部衙门一应俱全,随时可以运转。
史可法等一批能臣干吏也都在南方,手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更关键的是,南方是明朝的钱袋子,赋税重地,经济实力远超北方。
明朝中后期,江南的赋税几乎撑起了朝廷大半的开支。如果崇祯能像当年宋高宗赵构那样,拍拍屁股往南跑,凭借长江天险和江南财力,少说也能撑个几十年。
南宋不就这么扛了一百五十多年吗?
有人可能会说,崇祯要是跑了,那不是丢人吗?可话又说回来,当年唐玄宗被安禄山打跑,一路跑到四川,后来不也照样收复长安了吗?
宋高宗更惨,被金兵追得跑到海上,最后不还是站稳了脚跟?历史上南迁成功的例子多了去了,没什么丢人的。
崇祯自己其实也动过这心思。早在崇祯十六年,他就跟内阁首辅周延儒密谋过迁都的事。他的皇后周氏也多次暗示他:"咱南京还有一个家呢。"
可这事愣是没办成。
崇祯十七年正月,左中允李明睿建议南迁,崇祯私下跟他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意思是我早就想走了,可没人配合,所以拖到现在。
这话听着像是在甩锅,但也说出了实情。
为什么没人配合?说白了就是利益问题。
朝中那些大臣,家产田宅都在北京城里,让他们抛下身家跟着皇帝跑路,他们能愿意才怪。再说了,真要南迁,以南京为主,北京这帮人的位子不就保不住了吗?所以他们要么反对,要么装聋作哑。
还有人搬出祖训来压崇祯。
懿安皇后(天启皇帝的遗孀)就跟他说:"宗庙陵寝都在此,能搬到哪里去?"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道德绑架。
更有个叫光时亨的言官,直接把"南迁"定性为"邪说",扬言要杀提议的人。
崇祯这个人,说好听点叫刚愎自用,说难听点就是死要面子。他不想背上"弃祖宗之地"的骂名,又不敢一个人拍板决定,结果就是一天天拖,一直拖到李自成兵临城下,想跑都跑不了了。
说起来,崇祯其实是个挺勤奋的皇帝。他十七岁登基,一上台就把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给收拾了,手段不可谓不狠辣。
在位十七年,他几乎每天都批阅奏章到深夜,比明朝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勤勉。但问题是,勤奋不等于会干。
他多疑,急躁,刻薄寡恩,动不动就杀大臣。在位十七年,杀了2个内阁首辅、11个巡抚,罢免了50多个内阁大学士。这么折腾下来,哪还有人敢给他出主意、担责任?
就拿袁崇焕来说,这位"关宁防线"的缔造者,一度是明朝对抗后金的希望所在。结果崇祯听信谣言,把他凌迟处死。
这一刀下去,不光砍掉了一个名将,更砍掉了边将们对朝廷的信任。打那以后,谁还敢拼命?
据史料记载,城破前夜,崇祯曾带着几十个太监想冲出城去,结果在齐化门被自己人的守军当成奸细给轰了回来。转了一宿,天亮了,回到宫里,大势已去。
最后一刻,他敲响上朝的钟,想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可你猜怎么着?一个人都没来。
平日里口口声声"忠君报国"的那些人,早就作鸟兽散了。
崇祯万念俱灰,这才逼死皇后妃子,砍伤女儿,遣散儿子,然后自己跑到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临死前,他在衣襟上写下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这话有几分道理,但也有推卸责任之嫌。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明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南迁,却一拖再拖,等到最后时刻才想起来走,那时候哪还来得及?
李自成的"议和",崇祯的"拒迁",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真是让人唏嘘。
一个是明明可以"一统天下"却只想"割据一方",一个是明明可以"偏安江南"却偏要"以身殉国"。两个人做出的选择,都让后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
李自成进了北京后只待了42天,就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打得落花流水,一路败退,最后死在九宫山,连尸首都找不到。
而崇祯的死,直接导致明朝群龙无首。
南明政权因为继承人问题内斗不止,先后拥立了弘光、隆武、永历好几个皇帝,彼此掣肘,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如果当初崇祯能南迁,或者哪怕只是把太子送到南方,后来的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
若崇祯在南京,那继承人问题就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后来福王、潞王、桂王争位的乱子。南方的史可法、左良玉这些人,有个正统皇帝坐镇,心也定了,劲也能往一处使了。
清军想要过长江,哪有那么容易?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说得很到位:崇祯拒绝南迁的决定,让满清得以比较完整地接管明朝的中央政府,继而接管整个天下。
如果崇祯南下,复明势力手里就会多出一批北方人,他们为了光复家园会拼命抵抗。但崇祯的牺牲,反而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历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也写道:"当自成逾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这话说得客气,实际上"稍延岁月"搞不好就是百年基业。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回望382年前的那个春天,只能感叹一声:时也,命也。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面对危机时,果断决策往往比犹豫观望更重要。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李自成和崇祯,一个错在格局太小,一个错在优柔寡断。这两个人的悲剧,放到今天来看,依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