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忠臣、遗民与贰臣，似乎是今人所熟知的明清易代时士人的“样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亦灵通过对嘉定士绅侯岐曾日记的细致考察，还原其真实生活，模糊了几种身份的界限。侯岐曾本以家族利益为重“奉母保孤”，与复明运动保持距离。但随着新政权不断“追索”家财，他对清朝的仇恨迅速增长。最后在种种情绪的作用下，贸然藏匿“松江之变”的案犯，以致事发被杀。此外，他还引入生活史的视角，详细描摹侯岐曾作诗唱和、迎来送往以及饱受便秘、疟疾困扰等生活细节，丰满立体、有血有肉，展示了晚明士人群体的多重面貌。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朱亦灵进行了专访，谈及侯岐曾日记的细节、侯岐曾之死的曲折过程等，以下为访谈正文。

朱亦灵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侯岐曾的生平以及侯岐曾日记的情况。

朱亦灵：侯岐曾（1595-1647）字雍瞻，苏州府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紫隄侯氏。其父侯震旸为万历年间进士，兄侯峒曾为天启年间进士，官至左通政。侯岐曾本人也少年成名，与兄峒曾、岷曾并称“江南三凤”，但科考不顺，十次乡试不第，仅中副榜贡生。不过，他在江南文坛仍以评选时文闻名，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文化资本。明清鼎革之际，侯家遭受灭顶之灾。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占领江南后颁布“剃发令”，嘉定士民奋起抗清，侯峒曾被推为领袖，城破后殉国。侯岐曾正在松江为抗清武装筹措粮饷，幸免于难。此后他的人生目标转为“奉母保孤”，即侍奉母亲龚氏、保全兄长遗孤侯玄瀞，艰难维系家族存续。起初侯岐曾采取蛰伏策略，不再参与复明运动，但最终于顺治四年（1647）因藏匿抗清人士陈子龙而被捕遇难。

《侯岐曾日记》是侯岐曾在生命最后一年半的私人日记，约九万字，起于顺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日，止于次年五月初十日，即侯岐曾被捕的前一天。日记内容相当琐细真实，较少后世传记中常见的道德修饰，生动展现了作者在鼎革巨变后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与心灵世界。此外，日记还收录了不少他给亲友的信件底稿，构成了多层次的史料系统。日记中的主要线索可归纳为四条：第一是参与读书著述、诗词唱和、饮酒下棋与节庆娱乐等消闲活动，展现了在极端压力下维持生活常态的努力；第二是与疟疾等一系列疾病的斗争；第三是应对清廷籍没家产、催逼租赋的“追索危机”；第四是与复明运动的复杂纠葛，从若即若离到意外涉足，卷入“松江之变”而殒命。考虑到明清之际留存至今的日记并不多见，《侯岐曾日记》诚属了解明清易代江南士绅与社会变动的珍贵一手史料。

澎湃新闻：你对侯岐曾日记中记载的哪个细节最为印象深刻？

朱亦灵：说来奇怪，我对《侯岐曾日记》中印象最深刻的细节，居然不在侯岐曾本人，而在侯岐曾的一个连“朋友”都算不上的社交对象，叫沈弘之。沈弘之也是嘉定人，在晚明以经世之才闻名，与亲天主教人士围绕西洋枪炮等军事知识有不少互动，还帮助族弟沈廷扬为崇祯帝设计了漕粮海运的方案。明清鼎革后，沈廷扬抗清被杀，沈弘之出面将他安葬，之后归隐。时人对沈弘之的风骨予以盛赞，沈氏诗稿也被认为“含蓄不露，得唐人之遗风”。从这些材料来看，在中国传统的人物评价体系中，沈弘之的道德、文学与事功均不无可取之处，其兼具文人、豪杰与隐士的多重面向，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人设”。

但是，《侯岐曾日记》中出现的沈弘之形象是完全负面的。首先，侯岐曾提到沈氏当时是清朝江宁巡抚土国宝的幕宾，这一点在其他史料中都看不到。明人入清朝官员之幕是否属于“变节”，在当时颇有争议，持夷夏之防较严者如黄宗羲、傅山等人就坚不入幕。沈弘之入土国宝幕虽不代表他的政治倾向，但显然不利于其“隐士”人设的构建，各方自然得为他讳言。其次，沈弘之对侯岐曾极尽敲诈。面对土国宝等清朝官吏对侯家的追索，侯岐曾起初对沈弘之不太瞧得起，不愿找他疏通，不料很快得知沈氏放话称“侯产必当籍”，在惊惶之下才与沈搭上了线。沈弘之开口就索要侯家一年的田租作为疏通费，侯岐曾估算此费在一千两白银以上，实在无法承担，经多次讲价，调整到七百两。沈弘之答应北上替侯家向权贵说情，虽未成功，却不忘派女婿找侯岐曾讨要报酬，侯岐曾也只得勉力敷衍，切齿而已。

不同历史文献因立场差异与利益纠葛，对地方社会中的人与事可能会做出彼此矛盾的评价，对此无需意外。不过，沈弘之作为在众多文献中均饱受好评的人物，却仅在《侯岐曾日记》中呈现出极为负面的样貌，这种颠覆性仍令我惊讶。由此不免想到，如果没有《侯岐曾日记》存世，沈弘之在后世是否就能保持完满的形象？侯岐曾自己又会是什么样的形象？这种公共与私人文献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我对《侯岐曾日记》的文本批判意识，继而对抗清运动、忠节意识等更多明清之际的传统议题产生新的思考。

侯岐曾像

澎湃新闻：清初江南士人的交流网络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是怎样的？他们有怎样的心态？

朱亦灵：从《侯岐曾日记》来看，江南明遗民的交流网络中地缘、血缘、学缘具有很强的重合性，很多人彼此既是姻亲又是师友，形成了内部关系紧密的共同体，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基本都与这个共同体相关。侯岐曾对时闻的了解大多得自他的“亲友圈”，方式包括当面交谈、通信、传阅邸报等，对于临近地区的情况则常派出奴仆就地打探。特别是邸报系官办，清朝官府禁止其流入民间，只能在官员间转阅，侯岐曾却仍能通过朋友看到邸报，证明他获取信息的网络确实颇为强大。

尽管侯岐曾消息灵通，却经常误信谣言，断定清军节节败退，南明复兴有望，这仍然需要从他所在的“遗民亲友圈”寻找答案。这一群体对清朝普遍怀有国仇家恨，又在现实中受到清朝官府的追索和压迫，导致其心态焦虑脆弱，迫切渴望从外界战局的“利好”消息中，寻找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和报复清廷的希望。因此，当面对真伪夹杂的时闻，他们会主动选择相信符合其愿望的消息，从而获得情感慰藉、维系复国希望。交换时闻随之超越了其原有的信息传递功能，而成为了遗民内部的社交仪式，借以强化政治认同、巩固情感纽带，乃至策划秘密抗清运动。在此情况下，信息本身真实与否就不那么重要，夸张其辞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不惜假传捷报。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将是否接受谣言纯系于个人的判断力，然而真实情况恐非如此。

澎湃新闻：侯岐曾之死有哪些偶然性或者复杂性？跟明清易代主流叙事有着怎样的不同？

朱亦灵：“松江之变”是侯岐曾之死的导火索。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苏松提督吴胜兆策划反清，与舟山明军约定会师松江，共取苏州。不料人谋不臧，兵变迅速失败，清朝官府随即追捕涉案人员。松江名士陈子龙曾为吴胜兆联络舟山，事发后逃到嘉定。侯岐曾闻讯，决定藏匿陈子龙，又派女婿顾天逵将他转移到昆山，伺机出海。清军尾随而至，于五月十一日逮捕侯岐曾。侯岐曾接受清朝官府审讯时，不肯屈服，开口怒骂，三天后即遭处决。

那么，一心奉母保孤、对复明运动能避则避的侯岐曾，为何最后甘冒奇险，决定藏匿陈子龙？此举看似一反常态，其实多少是他在长期压抑下的总爆发。一方面，清廷的持续追索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已将他的身心折磨至崩溃边缘，更易做出极端行动。另一方面，侯岐曾深知子侄涉足“通海案”事发，无论藏不藏陈子龙，侯家都已大祸临头。在此情况下，藏匿朋友就不无意气用事、鱼死网破的意味。应该说，侯岐曾并非明哲保身之辈，他虽为“奉母保孤”不惜牺牲家财和尊严，但毕竟亡国之痛难抑，复仇之火愈增，使他既难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也不能制止子侄涉足复明运动，已埋下侯氏二度破家的伏笔。陈子龙的仓皇到访，又让侯岐曾骤然承担了一种在危急关头无法轻易推卸的道德义务，逼迫他在电光石火间做出抉择。日常生活的惯性与个人情绪的积累至此引发质变，对故国和故友的义务压倒了对家庭的责任，结果让他身陷囹圄。老母投水、子侄离散，更使侯岐曾两年来“奉母保孤”的努力化为泡影，万念俱灰之下，在公堂破口大骂，刻意求死，遽尔成仁。

“松江之变”使侯岐曾之死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但他的生死抉择只有放到较长时段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结构中才能理解，导致自身被局势步步推逼，落入主动求死的境地。其死既有时势所迫，又是个人选择，熔偶然与必然于一体，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绝非简单的“舍生取义”可以概括。学界对明清之际士大夫政治抉择的研究多将殉国视为忠节观念的产物，这一层面的分析无疑必要，但相对缺乏对其他因素的考量，也不免将研究对象静态化。侯岐曾之死的复杂面相揭示出，生死抉择的做出更可能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需要把握其人的社会背景、生活情境与利益考量，将符号化的“忠臣”还原为具体的人，从而超越对明清易代的“忠烈”叙事，经由日常生活走向更广阔真实的历史世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侯文节集》

澎湃新闻：从侯岐曾个案反观其他晚明士人，有哪些新视角和新发现？你对侯岐曾作何评价？

朱亦灵：侯岐曾作为一个鲜活的案例，确实有助于对晚明士人群体的多重面貌做出一些新观察：第一是作为男性家长的士人。学界认为晚明士人同时存在享乐主义和道德严格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简单来说就是放纵的人很放纵，保守的人很保守，社会思想缺乏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一氛围中，嘉定侯氏被认为是价值取向十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侯家士人也在各种文本中强调自己的家风端重有礼，“雍雍穆穆”。例如侯玄汸晚年回忆自己刚结婚时天天晚起，结果被祖母龚老夫人在窗畔高声提醒，不由羞愧难当，这个家庭氛围在今人看来大概颇为压抑。但在《侯岐曾日记》中却不完全是这样，一家人可以团坐打牌，或者与友人饮宴，还让家僮唱曲助兴。曾经提醒孙子侯玄汸婚后宜加自律的龚老夫人，其实自己也不算自律。她年轻时就因为沉溺叶子戏而被长辈狠狠教训，但一辈子也没改掉爱玩叶戏的习惯，《侯岐曾日记》中出现的所有叶戏场合，龚氏都有参与。至于侯岐曾自己，一方面，他与友人顾咸正等人的交游同样充满了放诞狂欢的色彩；另一方面，他在家庭中也不像是一位威严的大家长，对儿女都会写信关心起居，调配生活用度，特别是在疾病医疗方面对晚辈也关怀备至、亲自探护。简言之，侯岐曾大概如熊秉真教授所言，是16-17世纪之交东南地区出现的一类新型男性，即温暖、友善、更乐意亲自操持家庭事务。可见，晚明士人即便外表以严肃正统自居，实际的家庭生活更可能是“有张有弛”的。

第二是作为乡绅的士人。乡绅是士人中的上层群体，一般认为明清时期只有具备任官资格（通常是举人以上）的居乡士人才算乡绅。侯岐曾身为乡试副榜贡生，已有任官资格，并谢绝了南明弘光政权的征辟，也可以进入乡绅之列。学界对明清乡绅的评价主要存在三种取向：其一是阶级斗争范式中的压迫者叙事，强调乡绅的剥削、压迫与豪奢等负面属性；其二是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对乡绅的理解，认为乡绅在基层社会的教化、治安、工程建设、福利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其视为社会的“中间群体”，但近年也存在片面强调乡绅的利他性和“超越性”、将其美化为“乡贤”的倾向；其三是日本学者森正夫先生将乡绅划为“经世型”和“豪横型”的二分法，也就是强调乡绅中有善亦有恶，不能一概而论。侯岐曾等侯家士绅的经历或许可以提供第四种认识，即“经世”与“豪横”未必是乡绅群体的类型分化，而是个体行为的一体两面。从现有史料看，嘉定侯氏的地方声誉尚佳，不仅几代侯家士绅均在折漕等重大事项上为桑梓争取利益，明清之际当地也没有爆发针对侯氏的奴变、佃变和仇杀。但侯家的发迹和经营也有混同流俗的一面，包括拖欠赋税、接纳投献、抢夺田地、夷平义冢、纵奴行势、徇私枉法等等。有些具体事宜，家主侯峒曾、侯岐曾兄弟未必件件知情，但有些事情则必定了解乃至亲身料理。从侯氏这一案例来看，我们对乡绅的理解需要超越道德评判，转而关注乡绅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实践逻辑：其行为往往同时受到儒家理想、家族利益、地方惯习与制度环境的共同塑造，而呈现出“善恶并存”的面貌。除嘉定侯氏外，美国学者施珊珊对嘉善县乡绅丁宾的研究也能体现这一点，说明晚明江南乡绅的“两面性”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三是作为“遗民”或“忠烈”的士人。“遗民”或“忠烈”作为士人被特殊历史情境赋予的政治身份，往往不是当事人能够选择的，但后人反而习惯运用这些标签将当事人框定，并对其人格、性情、政治倾向做出先验性的判断。《侯岐曾日记》所提供的连续、丰富、私密的生活记录，则为突破这种刻板想象提供了可能。例如，阅读明遗民的诗文，很容易感到忧郁、痛恨、追悔等种种极度强烈的负面情绪，这些自然是真实感受，但绝非生活全貌，而仅仅是遗民希望向外人展示的一面。而在《侯岐曾日记》中，侯岐曾依然有着丰富多元的日常生活，他虽不能忘怀家国之悲，但也多次明确表示希望好好生活，走出过往的阴霾，只是与复明运动的纠葛最终将他毁灭。又如，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对“忠臣义士”为何殉国议论极多，最常见的一种理解是将其视为平日注重道德修为的产物，即将政治抉择与道德水准挂钩，但很难自圆其说。于是也有一派将殉国视为激于血气的结果，进而贬低其价值，特别是反对让所谓“倡优匪盗”与名士同登“忠烈”之堂的做法。在上述二元化的解释模式中，人何以成为“忠烈”，要么是极端的必然，要么是极端的偶然，且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士大夫式的身份优越感。侯岐曾的经历也跳出了这一模式，他在顺治二年至四年经历了矢志抗清—奉母保孤—刻意求死的三重转变，每重转变看似激烈，但也真实。他的死亡既非蓄谋已久的殉道，也不只是一时血气所激，更像是生活希望破灭后的放手一搏，没有更好的路可选。毕竟，即便侯岐曾在官府公堂侥幸生还，侯家破亡之势注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总之，侯岐曾在男性家长、乡绅、遗民等多重角色中的实践，为我们理解晚明士人提供了兼具典型性与复杂性的个案。这种复杂性提示我们，或许并非侯岐曾本身“特殊”，而是留存文献与后世阐释往往简化了历史人物本有的多面性。若将侯岐曾与其他遗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人际网络进行深描式比较，或可进一步揭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共有的挣扎与抉择。至于如何评价侯岐曾，几句话不易说清，我的评价也并不比读者的感受更重要。只能说，侯岐曾极有个性，在日常生活中恐怕不易打交道，但他身上理想主义与现实需求激烈碰撞出的痛楚仍令我动容。承平之际人人皆可倡言忠义，但临难关头做出的抉择则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即便是深思熟虑、竭尽全力做出的自觉行动，也往往难以挣脱时代命运的桎梏。

《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书封

澎湃新闻：日记研究有哪些特点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朱亦灵：日记研究有哪些特点、如何把握，来新夏、邹振环、张剑诸学林前辈与尧育飞、陈岭等新锐学者已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我只能简略谈谈读者可能关注的几个问题。在公众的一般认知中，相对于正史、典章、传记等具有公开性质的文献，日记理应是一种更加平易、生动、有趣的文本，能够满足我们对名人私生活的窥探欲，所谓日记研究也被认为限于这一层面，其实往往不是如此。

首先，不谈如何“研究”，想要读懂日记本身已是很大挑战。日记（特别是不打算公开的日记）作为一种即时性创作的文本，一般没有“完篇”的概念，作者随时可能中断写作，也不会考虑如何起承转合、对读者是否友好。这就导致日记中每每充斥着简称、字号和隐语，还有各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叙事，构成了庞大难解的语言迷宫。一些篇幅巨大的日记常令学者望而生畏，明知是历史研究的富矿，也感到无从措手。例如晚清广东官员杜凤治的日记在1958年后已为学界所知，但直到近年才得到邱捷教授的详细释读。

其次，研究不能止步于对日记内容分门别类、简单铺排，而要先围绕明确的“问题意识”，再调动史料进行周密充分的论证。至于研究日记可以论证出什么，自然见仁见智，也和日记自身的属性有关，例如从修身日记可把握思想观念的演进，从游历日记可直击自然地理、交通环境与风土民情，从朝廷大员的日记可观察当时的军政制度与人事纠葛。但无论选择什么主题，都不妨关注日记呈现的日常现象所具有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借以冲击和修订种种建立在被刻意裁剪的史料基础上的“宏大叙事”。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避免流于琐碎铺排和细节补正，而且有望将既有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例如刘永华教授对徽州乡民程允亨所撰排日账的研究（排日账并非日记，但也是逐日记录的文本），就看到了一个与既有印象不同的“十九世纪”。

最后，日记的个人色彩极强，堪称自我展示的舞台，作者可以不太在意中国传统史学讲究的“公”和“真”，而更多地关注本人的形象塑造与情绪表达。问题是这些个人形象有哪些是相对真实的“自我”，哪些又是想象中的“超我”，又是否存在刻意遮蔽与自我审查的情形，作者可能也不清楚，遑论后人。日记与其他史料的区别不在于谁更“客观”或“主观”，而是日记对生活细节与自我剖白的“建构”可能更加微妙隐秘。这一方面对研究者的文本精读与情感共振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用互证的方法对日记不断进行历史定位，今后值得期待的做法是用多部日记研究一类群体或分析一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