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匪头子到北伐军军长，盘踞广州郊区十六年的第五军李福林集团
说起北伐战争初期的八支北伐军，其中实力最弱的无疑是由广东土匪改编的北伐军第五军，所以当北伐战争爆发时，也只有第五军把大部分人马都留在后方蹲坑。那么，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第五军后来又去了哪里？笔者这回就来介绍一下，粤系第五军李福林军事小集团的历史。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李福林，字登同，18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一户贫农家庭，小时候因为没钱读书而跟着父亲在乡间种田，后来又到广州的店铺里当学徒、帮闲。在广州混日子期间，李福林经常跑去城隍庙听说书人讲《水浒》段子，趁机认识了一伙和他一样无所事事又精力过剩的小混混，大家遂决定像梁山好汉一样，组成了一个打家劫舍的团体。
说干就干，李福林等人成团后，经常在半夜偷偷跑到广州市区，抢劫无人看守的店铺，逐渐在广州盗贼界打出了名号，以至于其悬赏金一度被提升到三千余元。每当县衙门的差役过来捉拿李福林时，李福林便带着他的弟兄们跑到山上去躲藏，待差役离开后再出来。不过由于其行为给同族人士带来很多麻烦，在同族人士、清朝进士李树椿的劝说下，李福林被迫跑到新加坡去避避风头。
1907年，李福林在新加坡街头游手好闲之际，正遇上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经孙中山劝说，李福林终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决定投身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福林即召集了昔日的3000名绿林弟兄，组成名为“福军”的武装来拱卫革命政府，革命政府则将广州河南地区（今广州海珠区）划为福军的地盘，至此开启了李福林在河南长达十六年的割据统治。
1912年，陈炯明以副都督身份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后，开始逐一消灭广州周边各路民军，各路民军头目原主张联合起来赶走陈炯明，但李福林却出于自保心理，并不答应这么做。结果陈炯明趁机将各路民军逐一消灭，最后只有李福林靠走陈炯明老同事江孔殷的门路，得以单独幸存。然而当1913年夏陈炯明宣布护法讨袁时，自我标榜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李福林却又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参加讨袁。
陈炯明、龙济光
果然不出李福林所料，陈炯明讨袁很快失败，当袁世凯的大将龙济光率军进入广州时，李福林居然又和他搭上了关系。原来，李福林的亲家、河南地区的航运大老板谭礼庭的浙江老朋友沈毓华，是龙济光的结拜兄弟，就这样，靠着这层关系，李福林又当上了龙济光的小弟，被委任为南海番禺两县清乡会办。袁世凯称帝时，龙济光被封为振武上将军、郡王，李福林也被封为中华帝国中将，其弟李芳被封为少将。
逃到港岛的革命党人都很不齿李福林的这种投机行为，李福林则为自己辩解说：“我老李生是革命党的人，死是革命党的鬼……我现在的行为，也是奉命泽如先生指示，保存实力，随机应变……”果不然，当支持孙中山的桂军陆荣廷部进入广东击败龙济光后，李福林又再次靠用亲家谭礼庭手下的船只给桂军运煤运物资，不仅保住了地盘，还被陆荣廷封为广惠镇守使。
1920年，陈炯明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再次从漳州杀回广州，李福林一看陆荣廷也快滚蛋了，便马上调转枪口，欢迎陈炯明回来。陈炯明见八年过去了，李福林这帮土匪居然还盘踞在河南地区，还成功洗白当了官，内心里很想除掉他，便利用1922年5月孙中山北伐江西的机会，命李福林全军参加。李福林对此自然不敢违抗，不过他还留了一手，让族弟李群指挥的保商卫旅营留守河南，假装听陈炯明指挥，以备不时之需。
果不然，北伐军前脚刚进入江西赣州，陈炯明就在后方叛变了，在前方的北伐军一时回不来，便改名东路讨贼军，在粤军司令许崇智的指挥下转战闽粤边，其中李福林的福军被改编为第三军，下辖四个旅6000余人。李福林知道打仗不是自己强项，就把手下部队交给许崇智指挥，自己跑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工作。这时传来陈炯明被滇桂联军击败退出广州的消息，李福林意识到这是重新拿回河南地盘的绝佳时机，便马上坐轮船跑回广州。
福军及其战利品
李福林回到广州后，找来和自己熟悉的绿林头目们，大家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很快又凑齐了3000乌合之众。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从前线回来的东路讨贼军，在半路上遭到陈炯明袭击损失惨重，其中李福林的第三军仅剩近600人，其中大多数官兵都是失去联络跑回家或继续落草为寇的。李福林把两支部队合并起来，改称建国粤军第三军，下辖四个旅近6000人，四个旅长分别为辖林驹、吴近、郑永珍和袁德墀。
1924年，孙中山又进行了一次北伐，结果在韶关战役中被北洋军击败，李福林的建国粤军第三军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此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开始走国共合作道路，并开设黄埔军校培养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李福林除选派20名学生去黄埔军校学习外，自己也在河南小港开办了一所讲武堂学校，并聘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陈元泳来培训自己的军官。
1925年8月，两广地区的各路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其中李福林的建国粤军第三军又改称第五军，下辖第15、16两个师，每师辖三个团，此外还师长为李福林族弟李群及原第三军参谋长练炳章。孙中山根据李福林以前的表现，评价道：“福军离不开河南，离开河南就会打败仗。”所以广东革命政府看在李福林“革命元老”的份上，就让第五军老老实实地待在河南地区当他的地头蛇，也暂时不要求他出去打什么大仗。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此时孙中山已经去世，李福林虽然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地盘，但也知道如果不表示表示，以后就不好混了，于是他便宣布派出一个师（第16师）参加北伐。1927年4月，第16师进入浙江后，正赶上蒋介石在江浙沪一带发动军事叛变，师长练炳章奉命带着第46团去进攻驻韶关的第2军教导师，结果反被对方缴械。
第16师副师长王若周
练炳章只身逃脱后，又加入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奉命回广东监视军阀陈济棠，结果于1934年被陈济棠抓起来秘密枪决，终年49岁。副师长王若周因为和蒋介石有旧，所以带着第47、48团投奔了蒋军，被改编为独立第6师，该师最后还是被蒋军缴械，王若周则跑回广东继续为陈济棠效力，1936年陈济棠被蒋介石解决后，王若周解甲归田，最终于1957年病逝于港岛，终年69岁。
再说蒋介石叛变后，曾密令留守广东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进攻占据两湖的唐生智，李济深不想帮蒋介石打仗，便指示李福林去干这事。李福林虽然知道这是李济深想吞并他地盘的诡计，但也不敢和对方公开翻脸，只好带着第15师磨磨蹭蹭地走到韶关就不走了，打算看形势变化再说。应该说李福林的运气也确实不错，就在这关键时刻，原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黄琪翔带着两个师从南昌返回广东。
张发奎、黄琪翔这次回广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搞掉李济深，李福林为了拿回自己在河南的地盘也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张发奎知道李福林也没多大能耐和野心，便放心地把部队都派出去对付李济深余党，而留其看守河南老地盘，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部署反而无形之中救了张发奎和黄琪翔的命。
趁着张、黄军队主力外出的机会，1927年12月11日，我军地下党组织留守广州的教导团、警卫团和炮兵团在广州发动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张发奎和黄琪翔猝不及防，被迫连夜只身逃出广州市区，投奔在河南的李福林。一见到李福林，张发奎就叫嚷道：“老李，给我一个营，我马上就能摆平这帮家伙！”李福林则只顾着痛骂黄琪翔：“你这混蛋为什么也在，我看你也是个地下党，这些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张发奎、黄琪翔
李福林之所以不肯出兵，是因为其主力第15师还在粤北，他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如果派出去就没兵保卫其老巢了。张发奎没办法，只好用枪指着黄琪翔，让他把薛岳的教导1师调回来镇压起义。李福林见有大军助力，最后派了一些人参与进攻广州市区，他的部队乘坐汽艇控制了珠江江面，并杀害了不少被他抓到的、被怀疑与起义有关系的平民。
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发奎、黄琪翔又亲自出马去对付南下广东的粤军陈铭枢部，临走时，黄琪翔对李福林说：“老兄你只需守广州一个月，我们即可大功告成！”李福林边抽着旱烟边躺在摇摇椅上，笑着说：“别说一个月，再久些也没问题。”为了表示对李福林的信任，张、黄这会儿便允许他以两个独立团为基础重建第16师，并以原粤军将领邓彦华为将领。
然而夸下海口的张发奎、黄琪翔没能击退陈铭枢，灰溜溜地跑去国外避风头了，留守广州的李福林这下反成了这次粤军内战闹剧的最大头头，受到了全国舆论的指责，在这样的压力下，李福林终于也顶不住了，再加上他捞钱也已经捞够，便毅然离开了军队移民去了港岛。抗战末期，李福林前往河南招揽绿林旧部2万余人，结果被蒋介石摆了一道，没赶上去广州接收日伪资产发大财的好机会，从此心灰意冷，最后于1953年病逝于港岛，终年79岁。
李福林离开第五军后，重新执掌广东军政大权粤军将领陈济棠为了控制这支地头蛇部队，便将原第四军第13师和留守广东的第六军18师编入第五军，以原第13师师长徐景唐为军长。徐景唐，字庚陶，1893年出生于广东东莞，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2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曾任第四军军官学校校长、第四军13师师长，是个中立派职业军人。
徐景唐、邓彦华
由于第五军原先的第15、16师实在缺编太多，徐景唐上任后，对这两个师进行了大力整顿，将其中不符合服役要求的绿林人士全部清理出去，并于1928年11月将两个师合并为第16师。半年后，按照蒋、冯、阎、李、白之间达成的军队缩编协议，第五军被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第2师（在蒋军那里被称为第58师），下辖三个旅，徐景唐因为和陈济棠政见不合而跑去了南京，此后不再握有军权，最终于1967年病逝于港岛，终年75岁。
徐景唐离开后，由和福军历史关系较深的第16师师长邓彦华担任第2师师长。邓彦华，字铸雄，189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曾在福军担任营长，后被调去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卫士、广州公安局长，还曾短暂当过第六军17师师长。陈济棠调他当师长其实是个坏主意，因为经过徐景唐的整顿，此时的第2师里已经没多少福军的老人了，所以邓彦华实际上已完全不能控制这支部队。
果然，当1929年4月张桂联军攻打广东时，驻扎在东江地区的第2师也宣布哗变，邓彦华被迫狼狈逃回，受这次尴尬事件的影响，此后他也转向地方行政工作，最终于1942年病逝，终年49岁。而哗变后的第2师官兵则推举第6旅旅长李务滋为头目，继续进攻广州。李务滋，字伯潜，1893年出生于广东从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曾任第13师参谋长、第18师师长，算是李济深和徐景唐的亲信，他的这次叛变显然和徐景唐脱不了关系。
眼看李务滋带着第2师已经打到了广州石滩镇（今增城区），正在生病的粤军将领蔡廷锴带着独立旅上了战场，经过一个早上的激战就将第2师这帮乌合之众完全击溃，并乘胜追击攻占第2师大本营惠州城。事后陈济棠拟让蔡廷锴担任第2师师长，后者则对此完全拒绝，他宁愿把这帮败军之将完全消灭掉，而李务滋也确实完全没有接受改编的意思。就这样，1929年7月，第2师残部5000余人最终在闽粤边被粤军缴械后全部遣散。李务滋兵败后也当了个行政军人，最终于1974年病逝于台北，终年81岁。
第2师师长李务滋
李福林苦心经营了16年的绿林武装第五军，就这样在他离开不到两年后最终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