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瑞，这位普通的退休小学教师，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花甲之年，接到来自上海的紧急通知——毛主席要见她。

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的一段师生情谊说起。吴启瑞的公公王立庵，是湖南教育界有名的数学教员，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了王立庵的学生。那时候的毛泽东文史才华出众，却对数学没什么兴趣，上课总爱读别的书，甚至偶尔缺课，学校几次想开除他，都是王立庵站出来力保，说这孩子有大志向，不能用常规标准衡量。1915年暑假，王立庵还把毛泽东接到家里专门补习数学，让他寄宿了一个多月，不仅耐心授课，还常和他聊家国理想，成了他少年时代的良师益友，后来毛泽东也一直称他是“少年时代大恩人”。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文化书社缺钱，王立庵二话不说集资500银元支持，这份情谊，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

吴启瑞的丈夫王人路，就是王立庵的二儿子。1948年，王人路突发脑溢血去世，留下吴启瑞和8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的重担一下全压在她肩上。那时候她在无锡师范附小当教员，工资微薄，既要养活孩子，又要应付日常开销，日子过得捉襟见肘。1950年春天，三个孩子接种卡介苗后，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急需治疗费，这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走投无路的时候，吴启瑞想起了丈夫临终前的嘱托：“若有难处，去找毛大哥。”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1950年5月22日深夜，点着煤油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详细说了自己的困境，提到了公公王立庵和毛主席的师生情，请求让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减轻家里的负担。她知道毛主席日理万机，没抱太大希望，可没想到，7月19日就收到了回信。信封上是毛主席特有的毛体草书，信里写着“困难情形，甚为系念”，还让她拿着信找当地机关商量，甚至特意批示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酌办。

凭着这封信，吴启瑞找到了陈丕显，三个孩子虽未进入苏南干部子弟班，但按主席批示安排到她任教的无锡师范附小免费就读，学校还给予了学期生活费补助，家里的情况才算缓了过来。可日子刚有起色，1960年又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物资匮乏，吴启瑞的小儿子王心支因为营养不良患病，家里再次陷入困境。

这一年6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和陈丕显聊天时，偶然问起了王立庵先生的后人情况。陈丕显如实汇报，说吴启瑞一个人拉扯八个孩子，现在生活还是挺困难，小儿子还病了。毛主席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当即表示：“我要见见她。” 随后，上海市委就给无锡市委打了紧急电话，让他们尽快安排吴启瑞去上海。

那天深夜10点多，无锡市委部长冒着倾盆大雨敲开了吴启瑞的家门，带来了这个让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她愣在原地，手里的茶杯都在发抖，反复问“这怎么可能”，她只是个普通教师，怎么会让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特意要见。可当她看到家里木箱里珍藏的那封毛主席回信，才反应过来，这份牵挂从未消失。

第二天，吴启瑞跟着工作人员赶到上海。见面时，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她八个孩子的情况，得知大女儿已成家，二女儿也当了教师，三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其他孩子有的求学有的工作，欣慰地说：“立庵先生是教师，儿媳是教师，孙女也是教师，真是教师之家啊。” 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问得特别仔细，从孩子的工作到家里的日常开销，都一一过问。

临别时，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0元递给她，说：“你养大了八个孩子，这是功臣啊，这点钱补贴家用。” 吴启瑞连忙推辞，可毛主席坚持让她收下。还特意安排摄影师拍照留念，先是坐着拍了一张，后来又起身穿上外衣，站着和她合拍了一张。

让吴启瑞没想到的是，这年12月，她又收到了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寄来的1000元钱和一封信，信里还惦记着她小儿子的病情，让她好好照顾孩子，也保重自己。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小儿子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家里的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

后来有人问过吴启瑞，见到毛主席时紧张吗？她总是说，一开始确实慌，可毛主席说话特别亲切，问的都是家里的琐事，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聊着聊着就不紧张了。她一辈子都记得，毛主席握着她的手时，掌心的温度，还有那句“困难总会过去的”。

几十年后，那张合影还挂在吴家的堂屋里，300元稿费和1000元资助早已花在孩子们的衣食和治病上，但这份跨越了半生的牵挂，却成了吴家几代人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