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早期的民族思想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00年前后，他从客帝论转向了排满光复的思想；第二次则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大约在1911到1913年间，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五族共和的理念。 尽管如此，章太炎早期的民族思想主流依然是排斥满洲，主张建立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并且其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矛盾。然而，矛盾的种子早已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矛盾在他晚年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引发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冲突。 这种冲突正是章太炎晚年民族思想矛盾性的核心原因。1907年9月，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哲学论文——《五无论》，这篇论文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哲学界对这篇文章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五无论》展现了章太炎无政府主义的哲学面貌，也有人认为它是佛教大同思想的体现。日本学者小林武教授则认为，《五无论》体现了佛学影响下的一种相对主义哲学，他指出，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将排满主义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这一观点触及了章太炎思想的深层次内涵。

《五无论》中的五无指的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章太炎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地球上人类为了占有资源而进行疆域分割的产物。国家的存在本身是狭隘的，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宇宙和地球的角度来看，不过是类似于蛮氏、触氏的争斗罢了。既然国家本身是狭隘的，那么民族主义也必然是狭隘的。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国家主义并非出于客观现实，而是出于感情驱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看似有所区别，但实质上，它们都拥有排他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观念。 章太炎认为，正因为政府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才会不断延续。因此，若想消除人类之间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唯有走上超越民族主义的道路——即迈向五无之境。首先，要实现无政府，接着由无政府走向无聚落，再由无聚落过渡到无人类、无众生，最终达到无世界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后圆满之期。 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受到了古印度佛教思想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深刻影响，构建了极为宏大的时间观念。他的哲学体系不仅包括了自人类有文字以来七千多年的历史，也涵盖了从人类诞生至今三百万多年的时间跨度，甚至包括了地球从诞生至今已达46亿年的漫长岁月。

章太炎提出要消弭人类的痛苦，必须从地球的起源开始追溯。只有通过无世界这一概念，才能对地球的历史进行反向逆转。这一观念使得他与同时代的康有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有为曾认为，由于人类历史上征战不断，杀戮不息，并且各国、民族、阶级之间的压迫导致了无数痛苦，他试图寻求一种救世之道。他提出了通过历史进程中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最终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 然而，章太炎与康有为的价值取向却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认为大同理想终究会实现，而章太炎则认为世界的演化是永恒的，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极为渺小。他指出，人生之智无涯，而事为空间、时间所限，因此，今天我们追求五无未必能够实现，最终我们仍然要面对现实。 五无哲学体现了章太炎思想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章太炎的这一理论显然是一种相对主义哲学，它深刻批判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正如小林武教授所指出的，在其哲学当中，‘排满主义’已经被相对化。另一方面，如王玉华教授所说，五无之境过于遥远，脱离了现实，甚至章太炎本人也未必完全相信人类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最终还是要回归人间。

章太炎的回归人间具体表现在他的民族思想上，就是坚持汉民族主义立场，反对满洲八旗勋贵对汉民族的压迫，主张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国内政治秩序。然而，他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表现出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民族主义如此狭隘，既然它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道风景，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这一立场？这显然是章太炎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 这一冲突在章太炎晚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方面要维护五族共和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坚持排满光复的历史合理性。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承认与否定清朝的存在，体现了他思想中的矛盾。若用当代民族学的术语来解读，章太炎的五无哲学其实是对族群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批判。他将民族主义视为以利一族为核心的观念，认为它不过是自私的族群利益；而国家主义则是以利一群为基础，虽与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依然是狭隘的。 实际上，晚清时期族和国家主义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差别甚大。正如黄兴涛先生所指出的，在1880年代之前，族往往被用来对译race（种族），而民国时期的国家主义则更多地被视为国族主义的体现。因此，将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视作族群主义，将他的国家主义视作国族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并无大错。

那么，国族主义是否比族群主义更高明呢？章太炎在这方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两者本质上都是狭隘的观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章太炎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若国族主义相比族群主义更为合理，那么推翻清朝八旗勋贵的统治后，是否应该追求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多民族国家，而非仅限于汉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 对于这一问题，章太炎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晚年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在晚清时期，面对中外关系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章太炎也承认，相较于族群主义，国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更具合理性。但在其他语境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汉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在反满情绪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对于他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章太炎虽然未必完全意识到其内在冲突，但他始终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