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华东野战军跨越黄河，进入中原地区，开始向开封等地发起猛烈进攻。而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也挥师东进，目标明确，进攻确山，准备消灭驻守在南阳的张轸兵团。短短时间内，敌军的中原防线瞬间崩溃，只能四散抽调兵力前来增援。 正因如此，位于中部的战略要地——襄樊地区，防守力量出现了空虚的局面。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抓住这一战机，果断出击，向襄阳发起了进攻。襄阳的防守力量显得尤为薄弱，只有3个川军旅驻守其中。尽管其中的163旅和164旅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但由于武器装备过于陈旧，几乎没有什么重型武器，剩下的104旅虽装备较好，但这支部队的成员几乎全是新兵，缺乏实战经验。更加糟糕的是，驻守襄阳的康泽，虽然名义上是指挥官，但他根本没有过多的带兵打仗的经验。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些川军部队大多是刘湘时期留下的，士气低落，纪律松散，很难听从康泽的指挥，导致整个襄樊地区的防御陷入混乱。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南下后不久，便轻松歼灭了敌人的163旅。康泽急忙将剩下的两个旅全部撤回襄阳，决心在这里死守一线。他的目标是依托襄阳坚固的地势，等待援兵前来支援。襄阳作为一座古老的城池，东、北两面被汉水环绕，南面则有群山重重叠叠，地势险要，自古就是一座难攻之城。敌军在进入襄阳后，进行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建设，进一步增强了其防守的难度。 然而，康泽的计划并未顺利进行。在襄阳防守的最初阶段，康泽曾请求白崇禧增援，将吴绍周的85师23旅调往襄阳支援，但由于中原战事紧急，白崇禧将该旅临时调回，援兵未能如期赶到。当第六纵队发起进攻时，虽然敌人急切想要增援，但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已被牢牢拖在周口一带。能赶到襄阳的，只剩下王凌云指挥的部队，然而由于第二纵队的阻击，这支队伍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到达襄阳。可见，第六纵队必须在十天内攻下襄阳。 原本，第六纵队的进攻计划是首先突破襄阳南面的虎头山、十字山、岘山等大山，之后再进攻襄阳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山的进展不如预期，战斗进展缓慢。为了抓紧时间并减少部队的伤亡，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果断作出决定，放弃继续攻打南面山脉，转而从南面的琵琶山、真武山一带绕道进攻襄阳西门。 这一决定，果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六纵队在两天之内迅速攻下了琵琶山和真武山，形成了对襄阳西门的直接威胁。康泽顿时乱了阵脚，仓促间决定放弃外围阵地，集中力量死守襄阳。他不断向白崇禧请求增援，然而白崇禧的援兵已经无力支援，反而在一封封电报中指出，襄阳外围阵地的失守将直接导致襄阳的防线崩溃。康泽看到电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人去抢回外围阵地，但每次反扑都被第六纵队击退。最终，康泽不得不放弃了夺回阵地的打算，决定集中全力死守襄阳。 此时，白崇禧的援兵终于开始行动。他调来了整编第7师和整编第20师，原计划整编第20师只需5天便可赶到襄阳。但由于绕行孝感方向，途中遭遇山洪，导致整个行程耽搁了两天时间。原本到达钟祥的整编第7师172旅，因担心孤军深入，也无法再继续前进，援兵迟迟未能到达。 正因援兵未能及时到来，第六纵队趁机准备全力攻占襄阳。为了确保胜利，第六纵队兵分多路，分别从襄阳四个方向压迫敌人。康泽看到这一情况，以为敌军的主攻方向是南门，于是将预备队的6000多人调至南门防守。然而，第六纵队的17旅旅长李德生洞察敌人意图，果断指挥17旅从襄阳西门发动了突袭。 17旅49团仅用了十分钟，就清除了西门外围的所有堡垒和火力点，迅速登上城墙，突破了敌人的西门防线。当晚，康泽还在睡觉，只留下副司令郭勋祺指挥战斗。次日清晨，康泽惊觉襄阳已经失守，而援兵依然无法及时赶到。他不仅被吓得无比懊恼，还只能一边急切求援，一边喝酒解愁。令人遗憾的是，援兵最终也无法及时到达，最早也要等到7月20日。 襄阳失守后，第六纵队的18旅从文壁峰一带绕道进入襄阳城。7月16日下午，在两个旅的夹击下，敌军全面崩溃，襄阳彻底被攻占。然而，康泽依然下落不明。就在襄阳城已经完全沦陷后，营地内的士兵依旧无法找到他的踪迹。

18旅旅长肖永银感到十分困惑，但依然没有放弃寻找。经过几番搜索，终于找到了康泽身边的警卫兵傅起戎。傅起戎提供了一个线索，推测康泽可能藏匿于地道之中。很快，第六纵队的队员开始在襄阳的地下通道里展开搜寻。经过几次细致的搜索，他们终于在一座被爆破的碉楼下找到了藏匿的康泽。 那时，康泽正躲在尸体堆中，试图逃避被俘的命运。尽管他竭力隐藏自己，但最终还是被发现。傅起戎的逃跑暴露了康泽的真实身份，令人震惊。康泽最终未能逃脱，这一幕也标志着襄阳战役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