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统治阶层，前期大致以科举所提拔之南方寒门、世族所遗留之山东衣冠、军功所造就之关陇将家组成，三者平衡，李氏（包括一度建国之武氏）因此而稳坐皇位。安史之乱以后，萃聚两京的将家、衣冠、寒门渐趋合体而清流化，地方则藩镇武人横行，朝廷则宦官家族把持，形成另一种三角关系。这一平衡延续至黄巢起义，又遭破坏。故唐末五代，旧有格局再变，藩镇武人势力达到顶峰，在革除宦官把持的内朝后，以文法之吏替换清流群体。到了北宋一统，则有杯酒释兵权，武人渐趋消亡，文吏逐渐儒化，士大夫政治由此诞生，是为三变。其中唐末五代的情况，在目前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不过电视剧终归有演绎成分，无法全面展现历史，故此文略说五代十国的文臣武将。

电视剧《太平年》里的冯道

晚唐五代政权演进

唐朝武将源自关陇集团，特别是八柱国体系。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主宰西魏至唐初的政权交替，确立了一套沿用百余年的府兵制，定鼎了唐初百年的盛世。直到玄宗，府兵制崩溃，募兵盛行。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于此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武人，便主宰了以后两百多年的历史。随之盛行的是藩镇体系。开始的藩镇主要设置于边疆地区，以防止边患，即所谓“开元十节度”（《旧唐书·地理志》）。其长官为节度使 ，总揽军政大权，岁久乃形成一个个独立小王国，尾大不掉。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反，而史思明踵其后。安史之乱虽平，而小乱丛生，安史之叛将，唐室之功臣，各为地方节度。于是天下藩镇林立，叛而复顺，顺而复叛，凡百余年。

其时之藩镇，根据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所划分四种类型，可以归纳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这四种类型互相制约，唐廷乃得以维持名义上的统治。但经过黄巢起义，又打破了这一平衡。我刚刚出版的小书《黄巢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即将黄巢之后的藩镇按地域和实力归纳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其中，河南型发展为后梁政权，河东型发展为后唐政权，河朔型为河南型与河东型所力争，最终融入河东型，西部型发展出秦岐政权和前蜀政权，皆为后唐所兼并，南方型发展为东南诸政权。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

由此梳理可知，黄巢起义前，河朔割据型与中原防遏型互相倚靠，以对抗中央，故而战事频繁。其地民风则颇为骁勇，乃至不识诗书（参考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于是武人势力一代接一代，层出不穷。黄巢起义之后，则代之以都因镇压黄巢起义而起家的朱温所率中原军事集团（河南型）与李克用所率代北军事集团（河东型）两大武将群体，亦可视为河朔与中原的延伸。两者之间的争斗中，初始四十余年为朱温压倒李克用时期，以朱温篡唐为顶峰。而随着朱温死去，诸子不肖，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乃灭梁以复唐。并因此而使得代北集团长据中原，产生了后唐、后晋、后汉所谓“沙陀三王朝”，以及更多源自河朔型藩镇的后周、北宋政权。

王炳文著《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在此期间，南方的情况大致可以北方中原军人南下和南方地方势力崛起为纲。黄巢起义之后，中原防遏型藩镇逐渐转型为河南型藩镇，在此过程中失意的中原军人相继南下，骚扰南方诸州。如蔡州秦宗权部将孙儒、马殷，许州“忠武八都”之王建，乃至为秦宗权所逼迫的光州王潮、王审知兄弟等人，他们在新兴的汴州朱全忠集团崛起之后，略无生存空间，遂纷纷南下，建立了马楚、王闽、前蜀等政权，奠定了此后南方诸国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表南方地方势力崛起之政权的吴（之后的南唐）和吴越两国的建国。当然，王建入蜀的情况更为曲折，他还有着我在《黄巢新探》中归纳的“宦官系武人”身份。

胡耀飞著《黄巢新探》

后梁灭亡后，中原集团被代北集团所吞并，“代北”成了“中原”（后唐），并开始初步的全国统一进程。初期，后唐对前蜀的征服展示了其统一的决心与能力，但由于之后相继受到来自更北方契丹政权的骚扰，而不得不暂缓步伐，前蜀也为来自河东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建立之后蜀所代替。直到后周世宗时期和宋朝立国之后，随着闫建飞《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所谓“藩镇州郡化”的推行，地方武力集中于中央，加之南方诸国武备松弛，终得统一南北。

闫建飞著《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

与武人演进同步的文人，亦有可说。唐朝衣冠，半为六朝以来之南方世族，半为北方关东、关西之固有世族。隋唐国家统一之后，皇室不得不与世族分享权力，但又不敢过于倚靠之。为了制衡世族，科举制应运而生，为寒门晋升提供了合法途径，也使世家大族不得不遵循此潮流，从而与寒门逐渐合流。正如五代王定保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自此后，唐朝的文人上升渠道，渐成系统。

当然，由于世族势力依然强大，科举在施行过程中也部分为贵戚所把持，甚至中不中进士，需要考生自己投诣考官和贵胄，以求举荐。从而形成了一个个以科举为基础的利益集团。此种文人集团崇尚文学，号称“清流”（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在藩镇兴起的年代里，则与地方武人互相纠葛，以求在朝廷中取得稳固地位，借以抗衡宦官势力。但文人之间也并不团结，故有所谓“牛李党争”，更加纠缠不清，反为宦官所控制。得到助长的宦官之气焰，使得中央权威完全虚置。尚怀治国抱负的文官们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转而投靠藩镇，纷纷进入各地节度使幕府之中。

陆扬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这种现象以黄巢之乱后为甚，虽然宦官遭到武人清除，文人亦在黄巢打击下于两京地区溃散至地方，由此而加强了藩镇的割据软实力，并将各自的抱负转寄于各节度使身上，一方面为其谋取天下，另一方面积极健全地方治理。此时的文人们，为了在乱世中生存，有归隐者，有入佛及入道者，更多的则是积极投身于各个藩镇及其下州县的内外建设中（可参看周鼎《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此类文官，有传统世族子弟，亦有通过科举上升之寒门，还有地方文法之吏，三者在唐宋之际渐趋融合。

周鼎著《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乱世文官的中央与地方

唐末五代的文官，在武将夹缝中求生存，大致可以中央与地方分之：

在中央，文官的职能主要在于如何让朝廷机构在频繁的皇帝交替中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即保证从唐朝遗留下来的各项制度得到施行而不因朝代更迭遭废弃。因此，在这批文官中，除了各个新进皇帝本身元从幕臣外，其他大部分文臣都身仕数朝，其代表人物即“长乐老”冯道。即使如冯道，也是从幽州刘守光“署为幽州掾”（薛居正《旧五代史·冯道传》）开始步入仕途的。然而在此“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年代，能够保存身家性命，则是保证中央朝廷始终稳定的前提，单纯以忠孝节义观念来批评则不足取。也正因为这一批人的存在，五代乱世中，才有各朝实录和《旧唐书》的编撰，才有科举制度的不废。在后周和北宋的各项改革过程中，也能够依照辛苦传承下来的各项制度，进行国家体制的重新建构（可参看杜文玉《乱世规绳：五代十国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杜文玉著《乱世规绳：五代十国制度研究》

在地方，文官则多为藩镇幕臣，主要在于为藩帅们规划称霸称王之蓝图。而他们之中，也有分类：一部分拘于传统君臣理念，一直主张藩臣应该保持对中央的君臣关系，为中央守护地方，而非搞独立小王国；另一部分则出于自身利益诉求，积极投身于不断促使藩帅发动对外战争，如南唐以大唐继承者自居，欲取中原而自代之，虽然只进攻了闽国和楚国；或在小地方搞独立王国，如闽国和南汉对内称帝，对外也试图以平等之姿与各国交往。

这两类地方文臣，在前者之中，以唐朝旧臣为避乱而投于幕府者居多，其祖上世为唐朝之官，以礼仪道德自命。以南汉政权为例，据清人梁廷枬遍考有关南汉史料所著《南汉书》梳理，南汉开国诸功臣中，祖上在唐朝累世为官者所在多有：赵光裔，“曾祖植，唐岭南东道节度观察使。祖存约，兴元府推官”；杨洞潜，“先世自唐祭酒润，生回，为遂宁太守。曾祖勉，由蜀来，因家焉。祖垂，父珍，代著清德”；李殷衡，“曾祖吉甫，以父栖筠荫补唐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累官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卒，谥忠懿。祖德裕，官至太尉，封卫国公，贬崖州司户参军，追赠尚书左仆射。父烨，仕汴宋幕府，贬象州立山尉，徙郴州”；周杰，“父德扶，唐司农卿”；刘浚，“八世祖坦，隋大理卿，生政会，辅唐太宗，官至户部尚书，封渝国公。政会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历洪、饶八州采访使。玄意生奇，官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官获嘉令。慎知生聚，官东阿令。曾祖藻，终秘书郎。祖符，第咸通中进士，终蔡州刺史。父崇望，咸通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兵部侍郎，龙纪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世父崇龟，积官至户部尚书。大顺初，出为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如此多唐朝遗臣，先世受唐禄，必奉唐为正朔，积极劝说藩臣向唐称臣纳贡，并在朱温篡唐后怂恿藩帅讨贼。

而后者多为藩臣自家幕臣，或者藩镇所在地土著大族，乡土观念浓重而对中央不甚了了者。此两种文官在五代初期各地方政权草创时期，以前者居多数，藩帅需要他们为自己的正统性提供助力。但两代人之后，前者大部分垂垂老矣，地方政权便开始大量提拔后者，开始独立王国。此时，南方藩帅们根据自身藩镇的大小和位置的不同，各自扩大权力，而藩帅的幕臣们则积极活动，为从藩镇体制向王国体制的转变而努力。甚至一开始尊奉中原者亦逐渐面对现实，投身于地方建国。《唐摭言》作者王定保居于清海军节度使刘岩幕府，也“每劝高祖将顺中朝，守藩节”（梁廷楠《南汉书·王定保传》），死后被尊为南汉高祖的刘岩欲称帝，顾虑王定保的忠唐情结会招致反对意见，便先让王定保出使湖南楚国，再自己举即位礼。不过，当“事定而定保还，复虑其非己，预使工部侍郎倪曙迎劳之，且告以建国事，定保曰：‘立国当有制度，顷吾入自南门，“清海军”额犹在，是藩镇之名号未除也。藩镇而称制，四方不取笑乎？’曙入，述其言。高祖笑曰：‘吾备定保久，独未思及此。其见讥，宜也。’”（《南汉书·王定保传》）可见，王定保虽然忠唐，在自家藩帅已经即位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现实。

由于较少受到北方的影响，南方诸国大都很少军事行动，社会相对稳定，加上不断的南避的北方文官，使得南方的文官制度远为北方发达（可参看黄庭硕《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稻乡出版社，2019年；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这一方面弱化了诸国的军事力量，为以后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宋朝的文官统治提供了经验。

黄庭硕著《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

吴越国文官体系的完备

乱世文官之中，地处两浙的吴越国由于长时间的稳定，以及由藩镇体制到王国体制的完整转变，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吴越文官体系的梳理找到当时地方文官的典型状态。事实上，中原五代王朝本身也是从藩镇起家的，也可以视为地方政权，只不过其政权更替比淮南的吴国到南唐国，西川的前后蜀更替要频繁得多罢了。不过从后世发展来看，北宋承袭自五代王朝，吴越国最终纳土归宋，将吴越国视为地方政权，亦无大碍。

吴越国前身是浙西镇海军节度使所辖六州（润、常、苏、湖、杭、睦）和浙东镇东军节度使所辖七州（越、明、台、温、衢、婺、处），两个藩镇由于钱鏐的数年东征北战，统一于钱氏集团之下，形成一个足以和淮南抗衡的强藩。在此过程中，钱王主要依靠了两个武人集团：一为杭州本地的为保求家乡安宁的八都兵，一为从秦宗权南下部将孙儒军中归附而来被编为武勇都的北方军人。

此时吴越国的文人，则是以罗隐为代表的僚佐。史称罗隐“少能诗，与族人虬、邺齐称，时人谓之三罗”（吴任臣《十国春秋·罗隐传》），文才出众。罗隐属于两浙本地人氏，但游历过京师，人生大部分时间也在唐朝度过，属于忠唐之人。当唐昭宗易名晔时，“隐为贺表云‘左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京师称为第一”（辛文房《唐才子传·罗隐》）。及朱温篡唐，欲以虚爵羁縻强藩，进钱镠为吴、越两国王，且以谏议大夫之职召罗隐。罗隐拒绝，向钱镠请求举兵讨梁，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除去罗隐的书生之见，他的行为至少称得上忠义，连七百年后的王夫之也为之赞叹道：“伟哉其言乎！”（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上·三》）因此，在钱镠幕府中，罗隐主要出于一种唐朝遗老的态度来辅佐之，钱镠也很敬重罗隐，招延入府后礼节有佳。罗隐“累官钱塘县令，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发运使，赐金紫。”（《十国春秋·罗隐传》）真正属于武将群体中的成功文官。

后梁龙德三年（923），钱鏐正式受封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王国。此后，逐渐建立起一套王国体制。仿效汉朝诸侯王制度设立丞相一职作为最高宰辅，沿袭唐朝旧制设侍郎、郎中、员外郎等，甚至自己开创了同参相府事、知机务、通儒院学士等职。在这些文人的影响之下，钱镠本人及其家族也渐染文风（我曾梳理钱镠及其家族成员的诗文成就，参见胡耀飞《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胡耀飞著《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

吴越建国之后，根据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所梳理的，有记载的丞相有沈崧、皮光业、曹仲达、林鼎、吴程、元德昭、钱弘儇、裴坚、沈虎、崔仁冀等人。其中沈崧在唐昭宗时登进士第，吴越文穆王时，“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命崧领其职”；皮光业为晚唐名士皮日休之子，承袭父风，“十岁能属文”；林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得欧虞笔法，比中年，读书必达曙，所聚图籍悉手钞数过，即残编断简，亦较雠补缀，无所厌倦”；吴程，“有吏术”；元德昭，“厚重多谋，临事尤能果断，每属国政议者盈庭，德昭至，则他论皆息”；钱弘儇，“能书有文而自晦”；裴坚，“幼而明敏，善属文”；崔仁冀，“少笃学，有文采”。

总之，这些身居吴越国丞相之人，无不以文学见长，从而跻身相位。反观武人，则经过武勇都之乱等政局动荡，遭到强力压制（参看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知，吴越王国作为文官体制下的王国，早已褪去之前的藩镇体制色彩了。直到钱俶受宋命攻江南之常州时，甚至沈虎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二）俨然以吴越社稷为至上考虑了。

何勇强著《钱氏吴越国史论稿》

在吴越入宋后，大量吴越官员为宋朝所用。以钱氏子孙为例，用王夫之的话说，“延及宋世，受爵王廷，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犹为华族，子姓蕃衍，偏於江东。”（《读通鉴论·五代中·一○》，参考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降及吴越国自身的地方藩镇也是如此，其中以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的幕府为甚。据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丁陈范谢》所载：“钱武肃王之子广陵王元璙、广陵王之子威显王文奉，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於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丁讳守节，陈讳赞明，范讳梦龄，谢讳崇礼，职中吴军节度推官，俱以长者称。守节者，丞相谓之祖；赞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梦龄者，参政仲淹之曾祖；崇礼者，太子宾客涛之父。其子孙又皆登高科，跻膴仕，足见庆源深厚矣。”可见，即如仅有苏州的中吴军藩镇，便成长出四大家族，为北宋文人治国贡献多多。

武将群体中的文人个体

王夫之说：“士之不幸，生乱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据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谋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因此，他认为，“于唐之亡，得三士焉。罗隐之于钱鏐，梁震之於高季昌，冯涓之于王建，皆几于道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上·三》）

钱镠三十四世孙钱穆说：“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

就唐末五代而言，两人的话都可以作为研究当时武将群体中文官个体的材料。唐末文人出身世家者大都汲汲于科举及第，寒门子弟则更寄希望于通过科举来改变出身，但现实是藩镇时代之下，文人开局艰难。藩帅们或逐鹿中原，或割地称王，多荒于文事。不过，也有一些出于自身发展，大量延请文人的藩帅。于是，文人们有归隐者，有入幕者。入幕者之中，则有身正其行，不忘故唐者。以至于五代之中有后唐，十国之中有南唐，皆欲恢复大唐之旧域。所谓“固有不可屈者存”也。

罗隐这类南方文人是幸运的，当时的北方文人，则有不可言之难。同样生于五代乱世的冯道，从欧阳修《新五代史》到当代史家，对其评价并不高。樊树志曰：“此人历五朝八姓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晚年自称‘长乐老’，颇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忠节’观所非议，以为他容身保位、八面玲珑，毫无气节可言。”（樊树志《国史概要》）虽然如此，根据冯道《长乐老自叙》所云：“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所谓“为时不足”，是指其身处五代乱世，作为儒臣化的文吏，于大志不得伸耳！其志为何？“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也。

顾炎武曾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其于冯道，身处乱世，保国不如保天下也。所以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并非其不忠，因其以天下为己任。冯道的这种处世原则，也代表了当时在中原身仕数朝的文官，可惜只有冯道遭到恶评。

因此，唐末五代武将群体中的文官个体，大抵可观之。大凡类似于冯道之行为准则，以天下为忧者，可谓之“立行”（砺波护《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若如罗隐之以自身操节为意，以奉身事唐为己任者，可谓之“立身”（薛亚军《江东才俊——罗隐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于五代续尽，十国纷亡，则其时之文官如钱惟演者，全然以己之才学事宋，而尽白头于学问，可谓之“立言”（胡耀飞点校《钱惟演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当然，也有那些专以权力为务者，则不足论也。

最后，则以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所载冯道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