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和阐释，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同时强调现代化并非某些国家的专属特权。若直白地说，所谓的某些国家就是指西方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否定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观念——现代化是西方特权的说法。 所谓西方特权，指的是西方文化特权。西方的理论认为，现代化是由西方文明内生并演化出来的，西方文化不仅是现代化的深层支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引入西方文化，进行文化和制度的西化。 将现代化视作西方特权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文化和制度的西化，将这种西化视作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种观念的发源地首先是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人对于现代的理解。最早且最彻底接受这一理论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主导原则就是全盘西化，认为技术和文化的西化是技术现代化的基础，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 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日本确实在技术和经济现代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它本身位于东亚的边缘，却自认为是西方国家。日本不仅成功实现了技术现代化，还模仿西方，尤其在引入法西斯主义、采取极端侵略手段上走得更远，最终演变为对中国的侵略，意图吞噬西欧都未能吞下的中国。 从历史的角度看，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军事上的挫败，更为严重的是摧毁了当时中国的文化自信。尤其是对许多当时精英层人士来说，这次失败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今我们谈到重建文化自信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自信的丧失，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甲午战争之前，尽管中国屡屡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但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自信。中国的自信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技术和武器的认同，而非文化和制度的接纳。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是基于这一理念。换言之，晚清的中国看待西方时，始终将技术、文化和制度区分开来。中国承认西方的技术先进，但拒绝其文化和制度，认为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因为缺乏义理而愚昧落后，因此仍然视其为蛮夷。 在这种背景下，洋务运动便走上了引进西方技术，而拒绝西方文化和制度的道路。可以说，洋务运动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雏形。当然，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也可以被称为晚清式现代化。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有一定相似之处，它们都将技术和文化制度分开，侧重于技术现代化。我们认为，技术现代化只是一个工具，文化和制度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技术的作用是服务于文化和制度的。 这种理解使得技术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制度的捆绑关系被解开，也打破了现代化是西方特权的说法。无论是何种文化和制度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技术现代化，而不必依赖西方。 然而，晚清制度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的专制因素，这些因素显然需要被改变。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也有其维护清廷专制的错误方面，这些错误被后来的辛亥革命所纠正。辛亥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全盘否定了晚清的制度。尽管晚清制度中确实有一些落后的专制因素，但它的内核依然充满了伟大的理念，以义理为核心的尧舜之道。这个话题，或许我们可以另行探讨。 可以这么说，中华文化和制度的独立性，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技术只是其中的附属工具。遗憾的是，甲午战争使得中国认识到，日本的成功代表了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认知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日本留学潮，许多青年学子赴日学习的，实际上是技术与文化合一的日本式现代化，主张全盘西化、脱亚入欧。 这些留学生的思想在回国后开始蔓延，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仅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甚至无法与现代化兼容，因而必须摧毁传统文化和制度，彻底引进西方。于是，这些留学归来的中坚力量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并最终推动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后者标志着中国文化和传统制度的全面否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式现代化将技术与文化融为一体，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文化上西化，否则现代化就没有基础。从全球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之外，真正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最成功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次是苏联，但因为苏联一半处于亚洲，所以称之为半个国家。 日本的现代化成功，正是依据了技术和文化合一的理论，证明了现代化是西方的特权。而苏联的现代化经历则更为复杂，它在早期模仿西方，后来走上了基于共产主义文化和制度的现代化道路，尽管最终失败，但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另类的经验。

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则完全依赖于技术和文化的分离，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艰辛和波折，但最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得到了确认。 曾经，国民党也曾受到日本影响，试图在中国实行正宗的西方式现代化。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野蛮的真实面貌与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西方文化之美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促使了更具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文化的优势，最终共产党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及其中国化，为中国提供了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国共之争，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模式的争夺：国民党试图走西方、日本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共产党则选择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 从根本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回归了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而这一过程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从晚清的师夷长技到民国国民党的全盘西化；第二次是从国民党的西化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次调整并非平稳进行，而是通过两次惨烈的战争得以实现：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推动了第一次调整，国共内战则促成了第二次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现代化学习对象逐渐从苏联转向美国。中国的现代化学习对象随着阶段性目标的变化，历经四个主要的学习对象：晚清时期是西欧，甲午后至民国是日本，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是苏联，而改革开放后则是美国。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学习对象转向了美西方，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未改变，依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改革开放的本质依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只是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元素进行了中国化，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强调的中国化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和重视。许多人将其仅视为宣传标语，而未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代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状结合，而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