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在长时间的对话中,讨论了当时局势的动荡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平时稳重深沉,此时却显得忧虑重重。曾国藩道:从京城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都城内的气象极其恶劣,治安混乱,明火执仗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在市肆之中,乞丐如潮,甚至有妇女因贫困而裸身,连最基本的衣物都无以为继。百姓困苦,家财尽失,恐怕有大变之兆,应该如何应对? 赵烈文听罢,神情凝重,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难言的深意:天下的治安本就早已陷入分裂,纷争四起。若没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和道德修养的提升,终究会陷入土崩瓦解的困境。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主德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风气也未有根本性转变。如果不加以改变,国家将会像一座腐朽的大厦,先是摇摇欲坠,最终不可避免地崩塌。我预计,五十年内,大清政权必将灭亡。
赵烈文的这番话让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启动,表面上一片欣欣向荣,仿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赵烈文敏锐地看到了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逐渐沉沦的深层次原因。外敌压力渐增,民众贫困不堪,朝廷腐化无能,整个社会的裂痕不断扩大。赵烈文的预言犹如一把尖锐的利剑刺破了那层虚幻的繁荣假象,然而,当时的曾国藩却难以相信,甚至难掩内心的震惊和否定。面对赵烈文的预言,他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死,这份悲凉和绝望,足以见其心中的沉痛与困惑。 然而,时光流转,赵烈文的预言在历史的车轮下逐渐变为现实。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背负着无尽的骂名,身心俱疲,病情愈加严重。最终,曾国藩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辞世,带着对大清未来的深深惋惜与未竟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 曾国藩一生深谙治乱兴衰的道理,曾在一处笔录中提到过他对社会动乱前兆的敏锐观察。他认为,在一场大乱之前,总会有三大明显的征兆:第一,黑白不分,善恶难辨;第二,真正的善良之人愈加谦虚低调,而那些无所作为的无能之辈却愈发放肆肆意;第三,当局势已严重到无法挽回时,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开始被合理化,人们对问题视若无睹,不痛不痒,只是敷衍应对。这些观察和总结,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病态与腐朽。 曾国藩去世四十年后,历史最终以他未曾亲历的方式书写了大清的灭亡。那时的大清,早已是风雨飘摇,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四伏,终于在外部压力和内乱的双重夹击下走向了崩溃。有人说,当一个民族开始陷入迷茫之中,那便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者,新的领袖正在孕育之中,准备引领民族走向新的命运。这一说法,似乎也为大清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同时也昭示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将会在波涛汹涌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