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首相斯塔默去了和平饭店:北楼原华懋饭店由英资企业建于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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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不仅是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中的璀璨明珠,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其历史意义跨越政治、经济与文化多个维度。这座由南楼(原汇中饭店,1908年建成)和北楼(原华懋饭店,1929年建成)组成的建筑群,以“远东第一楼”的美誉承载了百年风云。
和平饭店见证了多次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事件。1911年,孙中山在此发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著名演说;1923年,他与苏联特使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基础。在两岸关系史上,这里更是“对话”的象征——1998年第二次“汪辜会谈”在此达成四点共识,打破两岸僵局;2014年,大陆与台湾方面负责人在此茶叙,推动两岸事务主管部门首次正式互动。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2023年访沪时,也选择在此会见台商,延续了饭店与两岸关系的深厚联结。
建筑与文化的融合典范体现在其独特的设计与名流足迹中。北楼作为芝加哥学派哥特式建筑,以77米高度和铜制尖顶成为1920年代上海天际线的标志,内部意大利大理石地面与古铜吊灯至今保持原貌。这里接待过卓别林、萧伯纳等国际名人,英国剧作家Noel Coward在314房间完成名作《私人生活》。如今饭店内的博物馆陈列着刻有“华懋饭店”字样的铜冰桶、老钥匙等文物,而平均年龄超80岁的老年爵士乐队,则用音符延续着1930年代的海派风情。
城市记忆的鲜活载体使其超越建筑本身,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从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此召开,到1956年合并更名为“和平饭店”呼应世界和平大会精神;从《繁花》剧中“爷叔”的长包房,到《听风者》《阮玲玉》等44部影视取景地,它既见证了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承载着普通人的集体记忆。正如其英文名“Fairmont Peace Hotel”所蕴含的,这座百年建筑始终在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中,诠释着“和平”的永恒价值。当雨天的江风掠过其花岗岩外墙,和平饭店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真正的地标,从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
英国首相斯塔默1月31日在上海完成访华行程最后一站,上午雨中漫步外滩后进入和平饭店,为此次中国之行画上句号。这位身着黑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英国领导人,在外滩聆听了陆家嘴金融区与万国建筑群的历史讲解,还在观景平台遥望了陆家嘴"三件套"现代地标。这一兼具历史与现代感的行程设计,与他前一日的豫园之行形成有趣呼应——30日下午,他曾在雨中游览豫园并花费48元购买蝴蝶酥,相关画面在社交媒体"出圈"。
斯塔默选择和平饭店结束访华行程,是政治象征、历史呼应与务实合作的三重考量。这座百年建筑既是“远东第一楼”,又见证过孙中山演讲、“汪辜会谈”等重大历史时刻,其“东方与西方对话”的意象,恰与斯塔默“重启中英务实合作”的诉求形成深层共鸣。
从历史象征维度看,和平饭店北楼(原华懋饭店)由英资企业建于1929年,本身就是英国与上海渊源的物化载体。选择这座由英国建筑师设计、曾接待卓别林等名流的地标,既能唤起英国商界对“黄金时代”的记忆,又通过“从殖民遗产到合作象征”的转变,暗喻中英关系的历史纵深。正如饭店内老年爵士乐队仍在演奏的1930年代曲调,斯塔默在此传递出“续写历史新篇章”的信号。
在外交叙事层面,行程设计形成精妙呼应:前一日豫园48元蝴蝶酥的“市井亲和力”,与和平饭店的“历史厚重感”构成“传统-现代”“民间-官方”的立体对话。这种安排弱化了政治色彩,强化了文化共情——当他从外滩万国建筑群走进和平饭店,完成的不仅是空间转换,更是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呼应其“忽视中国将是不明智的”表态。
务实合作逻辑同样不可忽视。饭店所在的外滩-陆家嘴金融区,恰是中英合作的核心战场:2025年双边服务贸易额近300亿美元,金融合作占比超40%。选择在此结束行程,等于为随行的50多位英国金融、能源企业高管提供了“场景化谈判”——当他们在刻有“华懋饭店”字样的铜冰桶旁举杯时,谈论的不仅是威士忌关税减免,更是伦敦金融城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可能。
这座花岗岩建筑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真正的外交不仅是条约签字,更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找到共鸣点。正如斯塔默所言,“全球化时代没有国家能孤立存在”,而和平饭店,正是这种理念最生动的注脚。当暮色中的铜制尖顶与对岸陆家嘴“三件套”遥相呼应,一个问题自然浮现:在百年变局中,谁能真正读懂历史建筑背后的合作密码?
斯塔默的上海行程始终围绕"经济合作"主题展开。抵沪首日(30日)晚,他便在西岸漩心参加中英企业家酒会,直言"忽视中国将是不明智的",并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例强调对华接触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与英国的经贸往来历史悠久,斯塔默在此推动了双方在金融、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落地。从传统园林到现代金融区,从市井小吃到百年酒店,他的行程既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传递出重启中英务实合作的信号。
和平饭店作为外滩历史建筑群的标志性存在,曾见证近代以来中外交往的风云变幻。斯塔默选择在此结束行程,或许暗含对中英关系历史纵深的象征性呼应。当雨天的外滩江风掠过百年建筑,这位英国首相的中国之行,最终定格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城市剪影中——这恰如他所强调的: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孤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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