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诗文中看变法起因：仁宗时代“财力困穷，风俗衰坏”
关于王安石变法，千年以来一直褒贬不休，大致的脉络是：
1.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主政全面推动变法，压制旧党；
2.宣仁太后元祐时期，司马光主政全盘否定、全面废止变法，迫害新党；
3.宋哲宗亲政的绍圣时期，重用章惇，全面恢复新法，迫害旧党。
4.宋徽宗继位后，重用蔡京等人，继续“绍述新法”，打击旧党，树立“元祐党人碑”黑名单。
5.宋高宗南渡继位，把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的账算在王安石变法头上，彻底否定新法。此后历经元朝、明朝、清朝均对王安石变法予以否定。
6.清末维新志士梁启超为王安石立传，树立其正面形象；后无产阶级导师列宁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新中国历史教材对王安石变法予以充分肯定。
后人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分歧极大，就如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对王安石顶礼膜拜；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则把王安石变法贬得一文不值。
本文不纠结于变法好坏与成败，而是通过史料分析，是什么原因，让宋神宗和王安石决定变法？
近年来，很多学者文章把宋仁宗时期的那段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治理最好的一段时期。
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宋仁宗时期并没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称号，跟那些治世是有差距的，加上赋税沉重，刑法严酷，顶多只能称为士大夫的美好时光。
反过来说，如果仁宗时期真的是“臻于郅治”，也就没有王安石上台和变法的事情了，谁愿意让一个最好的时代，突然来个大变革、徒然增加很多不确定风险呢？
这在王安石年轻时期所作的诗文中，看到了诸多蛛丝马迹。
36岁的王安石担任“提点江东刑狱”后，上书宋仁宗，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首先赞扬了仁宗皇帝非常勤政，爱民如子，说他“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皇帝居然全年无休。
“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不喜欢奢靡，不被蒙蔽。
“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对百姓非常仁爱，得到爱戴。
且“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于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重用贤臣，不听谗言。
这么好的皇帝，王安石认为足可以与远古的圣君相媲美，“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宋朝的现实状况呢？这国家治理却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是军事不行
“顾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这指的是宋朝内部不仅有农民起义，对外向辽国和西夏的纳币一事，说明你军事上还是不行，处于交保护费的状态。
其次是穷
“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老百姓在各种苛捐杂税之下负担极重，普遍贫困，当然士大夫除外。王安石的诗中写道“市有弃饿婴”，市井之中有被丢弃的小孩（因为没饭吃）；“百室无一盈”，说某地百户人家没有一户是小康的。
再次是风俗恶薄
王安石说世道“风俗日以朽坏”。这个不仅是王安石这么说，仁宗时代的其他大臣也这么说。“风俗薄，衣食穷，犯法者多”。社会风气不好，自然犯罪的人很多，仁宗时期全国每年判死刑的有两千多人，“一年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跟唐朝贞观、开元期间死刑只有几十人的情况相差甚远。
这说明，真实的仁宗之世，是一个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积压严重的渐衰之世，百姓赋役繁重、风俗恶薄、治安混乱，大量财政收入都补贴给了高薪的士大夫和庞大的军队。
故而仁宗一驾崩，想成为有为之君的神宗皇帝只有尽快启用“古今不常有”（曾巩语）的人才王安石，通过轰轰烈烈的变法来挽救这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