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目的明确——让秦朝的统治更为坚固、富强。为了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他推出了许多举措,我们不妨从中一一细看。
首先,关于皇帝的礼制改革。自认为品德超越三皇、功勋超过五帝的秦始皇,坚决摒弃了国王这一称号,改称皇帝。在他眼里,自己不仅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超越前代英雄的伟大人物。为了彰显这一身份,他还在文告中正式使用了制这一称谓;而命令则定名为诏,而他自己也自信地自称朕。此外,他还在礼制上作出了另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废除了过去一直延续的谥号。在秦始皇看来,谥号实在是太过庸俗,无关紧要,既无实际意义,又多是子孙后代对先王进行品评的产物,缺乏深刻的文化内涵。自此以后,历史将不再记载他对帝王的评价,而是通过更加严肃的政治制度来体现帝王的伟大与卓越。 再谈及边远地区的管理,像原齐国、楚国、燕国这些地理上远离咸阳的地方,秦始皇的统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了确保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秦国的宰相王绾提出,应将原本分封给诸侯的地方加强管理,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然而,李斯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周朝的分封制度虽然在初期有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的国君往往渐渐疏远祖制,亲情逐渐淡漠,甚至形成了政权间的敌对与冲突,这对国家稳定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因此,李斯主张废除封国制度,转而实行郡县制,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各地。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并设置了郡长、民兵司令等官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军事上,秦始皇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他下令将全国的武器统一收缴到咸阳,熔化之后铸成了巨大的钟与钟架,并铸造了十二个铜人,以此象征着秦国的强大与权威。这不仅是为了强化国防,更是为了展示中央集权的象征性力量。此外,为了整顿地方民心,秦始皇还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要求天下的富人都必须迁往咸阳,而对全国土地的登记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边疆的防守,秦朝还开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推动大量人口迁移修建长城,抵御匈奴的侵扰。 长城的修建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工程,它还象征着秦朝对国家边界的绝对控制。为此,秦政府强行征调了大量无业人员、商人、甚至是赘婿,组成远征兵团,向南越的陆梁地区进发,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与此同时,秦政府还通过强制迁移五十万民众到五岭山区,与南越土著杂居,进一步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没有放松司法的整顿工作。秦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司法整肃,凡是那些枉法徇私、故意冤枉忠良或搞政治迫害的官员,都被严惩不贷。他们要么被送往北方边疆修建长城,要么被流放到南越。这一整肃,极大地提升了法治的威慑力,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文化上,李斯上奏建议,既然国家已经稳定,法令已由中央制定,那么普通百姓应该安心耕作、从事工商业,而知识分子则应该专心学习法律和制度,避免无谓的争议与批判。然而,社会上仍有一些人不断以古代为楷模,批评现行制度,这不仅扰乱了民心,更影响了国家的团结。李斯因此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苛的文化政策:凡是不符合秦朝规定的书籍,尤其是与古代文化相关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些在两人以上的讨论中抨击《诗经》《尚书》者,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若是官员未能及时检举,则与罪犯同罪。仅有医药、卜算、种植相关的书籍,才被允许存在。 秦王朝的政治架构堪称一项划时代的创新。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彻底打破了过去对皇帝亲属的封赏,让当时的社会为之一震。这种新型的制度设计,意味着皇帝的儿子与平民的儿子一样,毫无土地,也没有自己的封国。这一巨大变化,对于以儒家为主流思想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次剧烈的震荡。他们对这种颠覆性的变革充满困惑与恐慌,甚至认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已经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