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耘

一

寻觅拂云堆的念头，是从学习的唐诗中萌生的。

乙巳年暮春，趁着周末踏青之际，我独自驱车，踏上寻觅“拂云堆”——这个在史籍中翩若惊鸿、在地图上却踪迹难觅的古地名的旅途。

关于拂云堆的今地，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一曰今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以西的敖陶窑子古城西北之土丘；一曰乌拉特前旗境内；一曰鄂尔多斯境内昭君坟附近等等。

其中最接近考古学真相的说法是，拂云堆位于乌拉特前旗先锋镇的三顶账房古城附近。《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以拂云祠为中城。”而唐代中受降城的位置经考证是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绥远通志稿》对中受降城做如下记述：中受降城，与东西二城同时筑，在今乌拉特旗东部近南界，即古拂云堆祠所在处，北背阴山，南面黄河。

拂云堆并非突厥语。拂云堆建在高峻之地，远远望去，堆上有白云袭顶，“拂云”之势即成，便被唤作拂云堆。隋唐两代取地名沿袭了汉代的古朴之风，“堆”的丘阜通常都冠以汉式名字，如“风陵堆”“黄瓜堆”“滟潋堆”之类。

拂云堆也不例外。唐诗中杜甫“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许诨“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李贺“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杜甫“但令无翦伐，会见拂云长”之句，都体现了这个意思。

拂云祠位于拂云堆。唐人吕温《三受降城碑铭》言：“拂云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枢会。虏伏其下，以窥域中，祷神观兵，然后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来，鲸一跃而吞舟。”碑铭说明古拂云堆是一个高大的土山，周围地形平坦，站在土山上可以虏伏其下，是战略要地。

史载，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突厥再次犯唐，朝廷派大将张仁愿统率朔方军征突厥。张仁愿不负众望旗开得胜，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拂云堆，并以拂云堆为中心于次年在黄河北岸各相距400里的岸边，建了三座受降城，连成一气，控制了漠南地区，使突厥汗国的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地区都成为唐朝北疆内的军事地区。可以说，后突厥汗国的衰弱与灭亡，三受降城是其重要原因。

土丘高逾丈余，我们站在土丘之上，极目远眺长风浩荡，乌拉山下平畴沃野，一碧如云。东望云中郡故地，北眺大漠草原，这片看似寻常的草原与田园交错的地段，实则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千年对话的舞台。拂云堆恰如历史长卷中一枚钤印，见证着突厥、回纥、契丹等民族如潮汐般在这片土地上卷动着民族碰撞与交融历史的长歌。

二

拂云堆之名，因唐诗而永镌青史。

古诗词中的边塞诗作，约有十余次之多提及拂云堆。唐杜佑《通典》说，拂云堆是一个"管兵六千，马两千匹"的军事要塞。王昌龄《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据考即在此附近。

李益《拂云堆》诗“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的吟咏，王之涣“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的描写，并非文人臆想——那时，天德军、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岸北有拂云神祠，突厥人每次南侵，必先至该祠求福，牧马料兵而后渡河。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的受降城，就阐明了和拂云堆的关系。南宋陆游诗云：“护塞宁须右北平，拂云祠是受降城。谁知此志成虚语，白首灯前听雁声！”也可以佐证拂云堆与中受降城的一体关系。这时的拂云堆在唐诗中的出场总是氤氲着边塞的烽烟与乡愁。

柔婉的传奇色彩来自于诗人王涣“拂云堆畔祝明妃，魂断胭脂山月低”和杜牧的《题木兰庙》“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将昭君出塞的传说与实地风物交织，使这座土丘承载了超越地理范畴的文化重量。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婿汉氏以自亲”，三次入长安朝觐。宫女王昭君，慨然应召，“请掖庭令求行”。于是，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和亲，就此启程。她的车仗，从中原的繁华腹地，一路向北，再向北。她是否曾在这拂云堆上驻足回望？史书没有记载，但我宁愿相信她有过。在这里，黄河的咆哮已转为低沉的呜咽，中原的轮廓已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下。这是她故国视野的终点，也是她崭新命运的起点。

昭君出塞，给拂云堆，给整个大漠草原，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也带来了中原的礼仪、服饰、织布、耕种、器物、生产技术乃至生活方式。“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拂云堆见证了这和平的降临，见证了最早最动人的文化交融和象征。它从一座军事前哨，转变为和平的界碑，商贸往来的关隘。胡商的驼队，汉地的丝帛，在这里交换的，不仅是货物，更是信任与生机。

三

拂云堆的演变史，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北疆动荡与融合史。它的命运，与中原王朝的盛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兴替，紧紧捆绑在一起。

拂云堆最辉煌的时刻，恐怕要数唐太宗时期。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张宝相率军在阴山之战中大破突厥，俘虏颉利可汗，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数百年的突厥边患。捷报传到长安，唐太宗喜极：“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这段记载在《旧唐书》中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唐太宗的喜悦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洗刷了曾经向突厥称臣的耻辱。而拂云堆，正是这场雪耻之战的见证者。

此战之后，唐太宗西北番邦尊称为“天可汗”，中原王朝在北疆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拂云堆也因此成为了大唐盛世的象征之一。王之涣《凉州词》就说: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大唐王朝强大和自信。

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力也逐步下降，这一区域又成为争夺的地方。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势力未能及此，这里先后成为辽、金、西夏等政权与蒙古部落角逐的前沿。拂云堆的名字，在汉文典籍中渐渐模糊，它可能融入了契丹或是西夏的的叙事之中。它的身份变得模糊，功能也在转变，从国家层面的军事要塞，降格为地方性的商贸据点或部落中心。

元、明、清三代，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尤其是清朝彻底将蒙古高原纳入版图，长城南北尽为一家，那道曾经泾渭分明的军事防线失去了意义。拂云堆，作为一个军事要塞的使命，彻底终结了。它坍塌、废弃，最终被流沙与荒草吞噬，回归为大地之上几个沉默的土丘。从帝国的枢纽，到被遗忘的角落，这其间的沧桑，仿佛只是天地间一次悠长的叹息。

四

然而，拂云堆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城池的兴废。它像一枚坚硬的钉子，楔入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体的接触带，其影响深及中国疆域、历史与文明的肌理。

从拂云堆周边分布着大量历史文化遗迹来看，如阴山山脉南麓的丘陵地带保留着唐代军事防御遗迹。这里不仅是文人墨客抒写边塞情怀的场所（如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创作背景地），更是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作为“三受降城”体系的核心，这里不仅是军事堡垒，也逐渐发展成为贸易枢纽和文化交汇点。戍卒、商人、使节、僧侣、移民……各色人等汇聚于此。丝绸、茶叶、瓷器与皮毛、牲畜、玉石在此交换。或许，在烽火暂息的和平间隙，拂云堆的市集上，也曾回荡着汉语、突厥语、回纥语、粟特语交织的嘈杂声响。儒家的伦理、佛教的慈悲、道教的清静，与草原上原始的萨满信仰，在这里碰撞、对话。

于疆域而言，拂云堆及其代表的三受降城体系，是中原王朝在强盛时期，将防线推进至游牧文明腹地，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掌控的一次伟大实践。它标志着中原政权不仅满足于“守在四夷”，更具备了向外拓展有效管辖范围的雄心与能力。这套体系成功运作的数十年，为河套地区的深度开发与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实质上塑造了唐代乃至后世中国北疆的基本轮廓。

于历史而言，拂云堆是无数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它见证了后突厥汗国的衰亡，默啜可汗正是在唐军以此为基础的压力下走向败亡。也间接影响了安史之乱的进程，朔方军作为平叛主力，其根基便在受降城防线。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存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模式。

于中华文明而言，拂云堆的价值最为深邃。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堡垒，而是一个开放的、充满张力的“接触空间”。在这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定居的、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与迁徙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进行了最直接、最敞亮的对话。这对话时而是刀剑的碰撞，时而是商品的互换，时而是神灵的对视，时而是语言的交流。

原来，我寻觅的，是一部写在天地之间的、关于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史诗。

拂云堆，就是这“多元”走向“一体”的伟大见证者与参与者。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并非源自某种单一文化的单向扩张，而是源自这片东方大地上，诸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出于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不断的接触、冲突、调试、融合，最终形成的一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有机整体。

我们的脚下，是共同的土地；我们的头顶，是共同的历史；我们所面向的，是共同的未来。

这便是我寻觅的最终所得。拂云堆，它从一首诗里走出，穿过历史的烽烟，静静地坐落在中华民族融合的漫漫长路上。这是一种“山河认同”，是一种“文明认同”，更是一种“精神认同”。

作者简介：刘嘉耘，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内蒙古文物学会理事、内蒙古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日报》等报刊。诗歌《走向草原》《夜宿乌梁素海》被作家网等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