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历史迷往往会用四个字来概括它：重文轻武。这四个字的背后，是宋朝对文官的极度偏重以及对武将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宋朝的这种偏向文人的做法，让国家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达到了巅峰，却也因此导致了其武装力量的虚弱，最终未能抵挡住外来的压力，吞下了亡天下的苦果。这种理解并不算错，但如果单纯地把重文轻武归结为宋朝失敗的唯一原因，那显然是过于简化了。事实上，重文轻武的政策，其实不过是宋朝一系列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宋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塑造了历史的走向，还滋生了四个让人痛恨的副产品，它们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对我们产生深远的波及。

在探讨这四个弊病之前，先来谈谈宋朝为何能最终统一。在它之前，五代十国的乱世已经将华夏大地撕裂得千疮百孔。五代的动荡，其实源自唐朝末年的地方割据。当唐玄宗设立节度使制度时，地方节度使逐渐获得了军政大权，甚至成了土皇帝，开始逐步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到了唐朝末期，节度使们逐渐尾大不掉，中央皇帝与地方权臣之间充满了猜忌和冲突，皇帝不断采取阴谋手段来压制这些地方大员，但最终导致了君臣关系的破裂和地方割据的加剧。

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五代，更是一个内乱不断、群雄割据的时代。后梁的父子相残，后唐的兄弟相杀，后晋的甥舅阋墙，后周的擅杀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每个朝代几乎都无法逃避的悲剧。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皇帝与武将之间的猜忌已深入骨髓。宋朝统一之初，面对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为了避免重复五代时期的内乱，开始大幅削弱节度使及武将的权力，形成了与五代不同的政治格局。然而，猜忌的心理却依旧没有消失，反而在这种局面下催生了四大恶习，成为了宋朝无法抹去的深刻烙印。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前文提到，宋朝对武将权力的削弱，几乎是全面而极端的。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有人在政治上被扶持起来以进行平衡，而五代时低贱的文人阶层恰恰成为了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的受益者。宋朝的制度设计很有意思，武将外出时，甚至必须对同级别的文官行礼。而在朝廷中，最高的武官枢密使，往往也由文官担任，武将最多只能担任枢密副使。更加奇葩的是，文官若对武将提出批评或惩罚，武将竟然需要默默忍受，毫无反抗之力。这种制度一方面加重了文人阶层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个局面：文人虽无军事实力，却在某些情况下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带领军队征战四方。像范仲淹镇守西北，章惇平定西南的例子，倒也可算是成功的典型；然而更多的则是文人因无军事经验而误国，例如王诜在北伐期间害死杨业，徐禧在防守西夏时建筑永乐城的失败。 除此之外，宋朝的制度对武将的打压，不仅体现在地位上，还有行军指挥上的限制。从宋太宗开始，皇帝每次给武将下达命令时，都会附上一张阵图，根据一些过时的地理数据和想象中的敌人布阵。然而，倘若武将不按这些阵图去指挥，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被记功。更有甚者，宋朝规定武将不得在同一地方驻扎太久，以避免士兵对某一位武将过度忠诚，从而影响对皇帝的忠诚。重文轻武的政策，表面上是为了避免重复五代朝廷更替频繁的历史，但它导致的恶果却是：在宋朝，男人以读书考取功名为荣，打仗为耻。到外敌入侵时，宋朝便面临了无兵可用的窘境。

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文人相轻。宋朝推崇文人，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文人的价值往往难以用战功来量化，优秀与否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恃才傲物的文人，在彼此之间形成了文人相轻的风气。文人之间的轻视，到底对国家有何影响？不仅仅是小规模的行政效率低下，更多的是在关键时刻，文人会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将对方的小过错无限放大，进而上升到罪行。例如，在渭州之战后，一些人对滕子京进行攻击，指责他账目不清，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战争中很多花费是不得不迅速解决的，但一些文人仍以这一点为借口，最终导致了滕子京被调离。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泼脏水的行为，逐渐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常态，双方的争斗已经不再是政策上的辩论，而是相互之间道德上的批判。

文人相轻最终导致了朋党的形成。宋朝在理论上，首度提出并实践了朋党这一概念，两个文官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攻击，导致国家的政策无法顺利推行。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在朋党的斗争中夭折。更糟糕的是，文人对道德的过度追求，不仅让国家的行政效率降低，还让社会上普遍形成了道德洁癖，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实际政策的追求，远不如对其道德标准的苛刻要求。最终，这种洁癖会导致许多人不能容忍任何道德上的缺陷，而行政者则会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畏首畏尾，失去创新的勇气，整个国家也因此陷入了停滞。

接着是宋朝的第三个弊端——宁与外邦，不予家奴。这一现象在宋朝晚期尤为严重。那时，宋朝的皇帝与文官手握大量资源，但却对士兵和武将的奖励吝啬。然而，对于外邦的赔款，却是毫不犹豫。更糟糕的是，宋朝规定，武将的奖励必须等到胜利后才发放，这导致了士兵和武将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例如，在成功灭北汉后，宋太宗却未能及时给军队发放奖励，这也直接导致了士兵的士气低落。正所谓皇帝不差饥饿兵，没有奖励，士兵怎么可能卖命？这种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政策，最终在宋朝形成了一种怪异的风气，甚至在后世也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

最后是互相拆台的风气。这种风气源自文人之间的互相轻视，但却在武将之间蔓延并极端化。宋朝的武将，经常自己陷害同僚，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而不择手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灵州之战时，高遵裕不敢让部下抢功，亲自带领军队攻城，结果失去了最好的战机；又如郭药师的常胜军未得到足够支持，最终导致投降金国。最令人痛心的是，甚至连岳飞这样的名将，也曾遭遇过同僚的打压。宋朝末期，武将之间互相拆台，导致了北宋末年将不抵抗的局面和南宋末年降将如云的现象。

这种拆台风气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它不仅使得中国人对彼此的信任逐渐丧失，也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防备心，甚至到了今天，许多人生活在一种无时无刻不被背叛的焦虑中，始终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