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他的文章，根本是歪曲的，谩骂的……至于读《易经》，我林语堂也不敢说懂，郭沫若却敢直言清楚明白。这两句评论，出自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和林语堂之口，他们对郭沫若的评价可谓直言不讳。

郭沫若，这个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他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争议人物。他的文学才华、对诗歌和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也正是因为他的风格独特、方法偏激，才让他频频成为批评的对象。尤其是当年他为了所谓的现代化要求拆除北京的古城墙，这一决策如今已被许多人认为是历史的遗憾。

梁思成，是另一位值得铭记的名字。他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的巨擘之一，特别在建筑和文物保护方面有着极高的声誉。梁思成曾如此评价北京古城墙：世界保存最完善最伟大的古都，整体设计，对称工整，气魄之宏伟举世无双。这番话，充满了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1948年，梁思成将他亲自完成的《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了国家。这本目录列出了中国各地所有重要的古建筑，是当时文物保护的重要文件。梁思成也一直强调，古建筑的保护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历史悠久的北京。

彼时，中国正处在解放战争的紧张局势中。为了确保北京的古建筑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梁思成找到了陈占祥教授，两人合作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内容庞大、详细，总字数竟然达到了两万字。建议中提到，北京的古建筑应该全部保留，而新政府的行政中心应向外迁移，迁至公主坟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立新的生活圈。梁思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目的就是希望国家能够保护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遗产。毕竟，北京作为中国的历史中心，已有近千年的建都历史，而这一段辉煌的历史通过古建筑得以传承。可惜的是，尽管梁思成倾尽心力保护这些珍贵的建筑，北京的古城墙还是被拆除了。

与梁思成的保护立场不同，郭沫若则主张拆除古城墙。对于郭沫若而言，古建筑固然美丽，但却已经妨碍了北京的现代化发展。当时的北京，古老而朴实，缺乏现代都市的气息。郭沫若认为，既然新中国已经建立，就应该彻底摒弃旧中国的一切象征。对于他而言，拆除那些象征着过去屈辱的旧城墙，才是走向未来的必要步骤。郭沫若的这一观点，深深植根于当时国家试图与旧做切割的背景之中。换句话说，拆除城墙的主张是一种革新的表现，虽然这种做法有其局限性，但它体现了郭沫若对于新时代的渴望。

当时的拆城墙派以郭沫若为首，他们为拆除古建筑而激烈争辩，甚至不惜得罪一大批文化保守派人物。比如，林徽因，她是一位身体虚弱的女性，患有肺病。当她听闻郭沫若提倡拆除古城墙时，愤怒至极，甚至一度无法下床。她与梁思成是夫妻，两人也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可惜的是，当时的保守派势力微弱，梁思成夫妇虽然四处奔走，力图挽回古城墙的命运，却始终无法阻挡拆除的进程。梁思成曾痛心疾首地说：这些八百年的古城墙一旦拆除，日后即使后悔重建，赝品也没有历史的积淀，无非是增加多余的摆设。现如今，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林徽因当时内心的沉重。然而，北京的古城墙终究未能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提倡拆除古城墙的还有苏联专家。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空军的空袭，苏联专家建议拆除北京一带的城墙。所谓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北京的外城墙和内城墙早已不再完整，直到1952年，北京的外城墙几乎被彻底拆除。随着1964年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北京的内城墙也在不久后被拆除殆尽。更有甚者，城楼、角楼、箭楼等许多古建筑也未能幸免。如今，北京的古城墙只剩下两段遗址，其中一段在崇文门东南方向的箭楼一带，已被改建为明城墙遗址公园；另一段则位于西便门城墙，在1988年进行了人工修复。 拆掉一座城楼如同挖去我一块肉，扒掉城墙的城砖仿佛剥去我一层皮。梁思成这样深情地表达了他对北京古城墙的痛惜。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这座城市中，曾经雄伟的古城墙早已不复存在，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遗憾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