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头条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 作者：杨啸杰，大外交智库《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 苏联解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从全球视角我们已听到过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说苏联解体是历史的终结，有人说它标志着国际共运的挫败，也有人认为这是世界力量格局激变的开端——种种说法不一而足。那么，苏联解体后的新独立国家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位于这片横跨欧亚的广袤土地上的国家们，是否有可能从这片庞大的空间中诞生出新的超国家实体？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溯到90年代的国家转型。

**转型的时代**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机器的全面重建 对于后苏联空间而言，90年代无疑是一个大规模转型的时代。苏联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而是社会主义体制全面崩塌的标志。这一过程中，不仅俄罗斯等大国要面对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治理的挑战，更要完成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艰难转型。 这一转型的最先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等主要后苏联国家纷纷采取了休克疗法，试图通过政府急速放权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然而，这种经济转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虽然俄罗斯与乌克兰都采用了相同的经济改革策略，但两国的经济表现却截然不同。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后，经济难以恢复，陷入长时间的低迷；而乌克兰则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再者，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对后苏联空间的经济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多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甚至衰退。不过，经过多年的调适，这些国家终于逐渐摆脱了经济困境，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接下来的转型则发生在政治领域。 这一过程几乎是意识形态变革后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终目的。随着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建立，后苏联国家纷纷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首届议会。然而，尽管这些新成立的政府机构似乎处于表面平稳的状态，但政治体制的磨合并非一蹴而就。1993年，俄罗斯发生了历史上震惊世界的炮打白宫事件，反映了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激烈对抗。在一系列政治危机后，后苏联空间的国家大多建立了以超级总统制为特色的治理模式。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后苏联空间各国几乎都经历了至少两轮总统选举，且重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政治转型逐步完成。 **外交走向的转变**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后苏联空间的各国也在不断摸索自己的外交方向。刚刚独立时，许多新兴国家几乎都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尤其是俄罗斯，在逐渐意识到西方并未将其视作平等的国际一员后，开始调整外交政策，走向独立，并将独联体地区视作自身的核心利益区。这一转变，也为后苏联其他国家寻求独立于西方的外交道路提供了可能。

随着经济与政治体制逐渐稳定，后苏联空间的外交政策也在多种选择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形态，既有俄罗斯主导的路线，也有偏向西方的选择。 **尴尬的一体化** 后苏联空间的整合道路充满坎坷 后苏联空间这一词本身就强调了这一地区在苏联时期紧密的联系，也让人们不禁想象这些国家是否会重新走向一体化。然而，三十年来，尽管以俄罗斯为主的一部分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地区一体化，客观而言，成效却不如人意。

（一）独联体框架下的一体化 自苏联解体以来，独联体成为了后苏联空间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并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框架。在经济领域，独联体各国自1993年起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并在随后几年间进一步推动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协议的签订。到2000年，俄、白、哈三国将关税同盟转变为欧亚经济共同体，而2015年这一共同体又进一步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 在人文领域，独联体各国也在积极推动教育、信息等领域的一体化，并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公民交流。 在安全领域，独联体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1992年，俄、哈、乌等六国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2003年正式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为后苏联空间内的军事合作平台。在一系列恐怖主义威胁和军事冲突面前，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哈萨克斯坦内乱爆发时，首次执行了联合维和任务。 （二）逆一体化趋势 然而，尽管独联体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实际上这一过程一直充满了曲折与阻力。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至今仍未能实现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军事方面，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虽然存在，但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军事合作框架，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性质。在这一过程中，后苏联空间内始终存在一种逆一体化的暗流。 这种逆一体化一方面源于各国经济互补性较弱的现实。由于苏联解体后，后苏联国家普遍退化为资源出口型经济，且多依赖原材料出口，这使得各国经济之间缺乏深度互补，甚至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竞争。 另一方面，逆一体化也与各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波动密切相关。俄罗斯作为一体化的核心领导者，其主导性地位始终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成败。而一旦某些国家与俄罗斯发生政治冲突或外交分歧，一体化进程就很容易陷入停滞。199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为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而成立的古阿姆集团，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

（三）差异性一体化 后苏联空间内的区域一体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从2015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来看，它仅覆盖了12个独立国家中的5个。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至今只有6个正式成员国。即使是作为地区最广泛参与、地位最重要的独联体，目前也仅有11个正式成员国。 除成员国参与程度存在差异外，一体化的深度也有显著不同。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自90年代起就建立了联盟国家，并已实现较高水平的合作。而欧亚经济联盟在建设统一市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之相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事合作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充满了政府间的合作色彩。 **动荡的安全局势** 后苏联空间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许多动荡，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苏联时代，作为唯一的地区权力中心，苏联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区域冲突的爆发。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种种不稳定因素相继暴露出来，并在许多地区持续了三十多年。

（一）民族冲突与地区分离主义 后苏联空间内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长期的多民族交错居住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在苏联的民族政策下，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被有意忽视，但这些矛盾并未消失，而是积压下来。在苏联解体后，这些积压已久的矛盾纷纷爆发，导致了诸如车臣、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地的分离主义冲突。 虽然部分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如格鲁吉亚的阿尔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等，已经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得到了暂时解决，但更多的冲突依然深刻影响着地区稳定，甚至演变为持久战斗。例如，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分离主义至今未见解决，而围绕纳卡问题的冲突也使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对立不断升级。 （二）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从地理上看，后苏联空间注定要面对来自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巨大压力。南高加索地区与战乱频发的中东相邻，中亚地区则面临着来自阿富汗及南亚各方势力的复杂挑战。此外，南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人口庞大，部分国家更是以伊斯兰教为主。 随着苏联解体，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曾经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许多中亚国家成立了以穆斯林为基础的政党，这也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政治土壤。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了伊斯兰复兴党与政府之间的内战，许多中亚国家也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漩涡。

（三）大国博弈与颜色革命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加剧，后苏联空间变成了大国博弈的前沿地带。早在苏联时期，西方便在这一地区展开了积极的渗透，苏联解体后，随着地区热点问题的爆发，西方的影响力逐渐扩张。 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开始，后苏联空间掀起了一场颜色革命，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局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一些国家甚至发生了非正常的政权更迭。这些革命不仅对某些国家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它们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博弈中变成了棋盘上的棋子。 **结语** 走向分裂的后苏联空间 过去三十年里，后苏联空间的历程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国家机器得到了重建，局势逐渐稳定，一体化进程也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但无论是喜还是忧，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俄罗斯始终是后苏联空间各项地区事务推进的关键一环。这一地位源自历史的特殊性，也与现实紧密相连。然而，在如今俄乌战争的阴影下，后苏联空间的发展恐怕会陷入停滞，甚至加速分裂。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后苏联空间，也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