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尤其是北京和湖北地区的代表，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北京地区的代表，已有文章进行过详细分析，今天不再赘述。本文的重点是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伟人毛泽东是否为正式代表，并且是否参加了大会；二是湖北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 一、伟人是否是正式代表，是否出席了大会 对于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目前最具权威的资料出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该书列举了参加二大的12名正式代表，包括中央局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广东）的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施存统等，共12人，此外还有一名代表尚无法确认。

这份名单来源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这本书中注明，关于二大代表的名单是根据1922年12月9日的《中共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以及《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整理的。后者是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间，代表们回忆并整理出的一份包含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在该名单中，二大的代表包括：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共12人。 这份代表名单是目前最为详尽、最早的二大代表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除毛泽东外，名单中其他11位代表都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所采纳。 根据这些记录，毛泽东确实是中共二大的正式代表，但他并未实际出席会议。为何如此呢？1936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到这件事时回忆道：1922年5月，我当时是湖南党的一员，担任书记……我被派往上海去协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实际上是1922年7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打算参加，但却忘记了会议的具体地点，又找不到其他同志，结果未能出席。

李达在1955年也提到：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而罗章龙在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没有到会。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尽管是二大的正式代表，但由于疏忽未能出席。 二、关于湖北代表的三种说法 关于湖北地区的代表，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项英。** 包惠僧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项英曾出席二大。第一篇是1953年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文中提到：我因长期与张国焘的小组织发生摩擦，十分激烈。1922年，‘二大’前，中央派信告诉我，武汉的工作十分重要，要求我不要离开，且说代表可以派别的同志去。我收到信后，意识到小组织在捣乱，于是没有选择去参加会议，而是提名项英，大家一致同意，尽管项英当时入党不到一年。 第二篇《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发表于1954年，文中写道：1922年6至7月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项德隆（即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会议上对党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对张国焘的宗派活动感到愤慨。 第三篇《回忆马林》发表于1979年，文中提到：我原计划出席‘二大’，但中央派信让我派一位工人代表出席，项德龙（即项英）刚入党半年，我便派他去参会。 根据这些回忆，项英显然代表湖北出席了二大。

**第二种说法是包惠僧。** 张国焘在六十年代回忆二大时曾提到：陈独秀、李达和我这三位上届中央委员是自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 在包惠僧的回忆录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由于忙于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无法出席二大，于是他指派项英参加，并且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项英参会后对党的认识及对张国焘派系活动的反感。因此，可以肯定，项英是湖北代表。 **第三种说法是许白昊。** 根据1928年的代表名单，许白昊确实列在二大的代表之中。罗章龙在80年代初的回忆中也提到，参加二大的代表包括许白昊。但由于当时每个地区的代表名额有限，而湖北的代表已由项英占据，因此许白昊不可能是正式代表，他应该是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会议。许白昊当时在上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正式代表是李震瀛，因此，许白昊只能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会议。 此外，许白昊参与了二大期间的小组讨论，并为会议提供了一些建议，但他并未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且仅以列席身份参与。这个误解可能来源于党成立初期，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的界限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湖北的代表确实是项英，而许白昊则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二大。 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结论可以明确如下： 一、正式代表共有12人，包括中央局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项英，湖南的蔡和森，广东的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施存统，尚有一位代表未能确认。 二、许白昊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二大，但并非湖北的正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