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文明化进程，从头到尾都远不如其他六国。即便是秦始皇去世、秦朝灭亡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秦国本质上是一个蛮夷化程度极深的国家。 在西周初期，秦国甚至尚未真正成形，那个时候的秦地不过是一个部落式的小国，东周建立后，秦国才逐步走出部落政体，开始有了自立门户的机会。由于秦国距离中原太远，文化相对闭塞，所以中原的诸侯国一度视秦国为蛮夷之邦。那时，他们称秦国为秦夷，更直接的则是称之为夷狄，把楚国称作南蛮。这两个国家的位置一个在西，一个在南，与中原诸侯的先进文明相比，秦国和楚国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存在。每次中原的会议，秦国与楚国常常被忽视，仿佛不属于文明圈。

但如果说秦国完全是由蛮夷所建立，这显然是个误解。秦国虽地处偏远，难以接触最先进的西周文化，但秦国的历史远比这个标签复杂。回溯到商朝时期，秦国的祖先曾是商朝的王公贵族，甚至一度在商纣王的宫廷中担任宠臣，比许多周朝的诸侯还要高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秦国的地位逐渐下滑，直到春秋时期，秦国已经沦为一个相对偏僻的国家。 从春秋到战国，秦国和中原诸侯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秦国几乎没有出色的人才，国家的资源也未能有效地进行培养与输出。秦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尤其是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都不是本土出生的。到了战国中后期，李斯来到秦国后，曾深刻地感叹过士不产于秦，这无疑反映出秦国在文化教育上的巨大短板。李斯的师傅荀子，在周游列国后，曾到秦国巡访，也对秦国的文化状况表示过失望，他直言不讳地说：秦国无儒。这一切表明，秦国在当时并未形成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

与中原不同，秦国的人才主要来源于外部的引进。商鞅、韩非子、李斯等人的才智并非秦地土生土长，而是通过招聘从其他地方引进。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在他们的家乡，他们或许难以得到发挥的机会；而到了秦国，凭借秦国更宽松的社会环境，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秦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模仿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这一制度在实施上并不彻底。与周朝的传统相对，秦国更注重实际的能人领导，不论是否是长子，只要是具备超群智慧和勇猛之气的人，都有可能登上王位。

与秦国截然不同的，是楚国的发展方向。楚国不断向中原的礼乐文明靠拢，并最终成功转型，成为一个礼乐之邦。它甚至在许多方面，不得不遵循中原诸侯的风俗与文化，而秦国的路径则截然相反。秦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东周初期，秦国开始被封为诸侯，并有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当时，秦国开始努力朝中原的礼乐文明靠拢，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文明进程的方向发展。 然而，历史似乎给秦国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在这一过程中，秦国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个转折点的引导者正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秦穆公。

据史书记载，秦穆公曾接待过西戎的使者由余。为了展示秦国的强大国力，秦穆公带领由余参观了秦国的宫殿和宝物。当由余看到这些珍宝时，他深感震惊，认为即便是借助鬼神的力量，想要创造出如此富丽的宝物，也需要耗费巨大的力量。秦穆公听后不禁反问，西戎的酋长宝物又是如何的？由余的回答则让秦穆公大为震惊：西戎的宝物，是百姓的效忠，是上下精诚团结，不用积累金银财宝。这段话让秦穆公猛然觉醒，深刻意识到中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 秦穆公随后问由余：中原文明创造了诗书礼乐，为什么天下依旧大乱？西戎国家没有这些，究竟如何治理？由余笑着回答：上古黄帝时代，礼乐法度是小治，然而，后来的君主虽然效仿黄帝，但缺乏他的胸怀和才能，因此上层无法约束下层，最终导致了弑君和篡位。

由余的回答深刻揭示了中原与戎狄国家治理之异。中原的礼乐制度讲究约束和规范，但戎狄国家的治理原则则更为简洁，强调的是上位者的德行与强者为尊的原则。在这种治理体系下，国家就如同一个团结的整体，遵循最朴素的领导方式。 这次谈话彻底改变了秦穆公的思维，他意识到礼乐虽然有其价值，但在实践中未必能适应秦国的国情。因此，秦国的立国战略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秦国不再单纯追求中原文化的继承，而是向戎狄文化靠拢，开始注重培养军事化的管理体制。秦穆公通过征服西方戎狄的小国，扩大了秦国的疆域，成为西方的霸主，并一度被周天子称为西伯，加入了春秋五霸的行列。

秦国文化的特性在这一时期变得尤为明显。秦国的百姓，在秦穆公政策转变后，仍然保持着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相对散漫、自由的农业文明相比，秦国的文化更具有纪律性和军事化特点。秦国民众参军后，将军队视作家，视将领为父母，注重物质利益而非精神价值，文化更为简单直接。民众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生活的目标就是耕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