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作家栖梧老人在报社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二七大罢工的文章,瞬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多家报社和出版社纷纷向栖梧老人约稿,希望他能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一本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
这位栖梧老人正是包惠僧,一名曾经叛逃到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十八年前,他曾投靠国民党,而如今,在新中国的崛起下,他又回到了曾经的党组织怀抱。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背后,包惠僧身上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故事? 1949年2月,经过三大战役的激烈角逐,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的蒋家王朝崩塌在即。那时,蒋介石麾下的许多将领纷纷起义,投向了解放大军的阵营。然而,包惠僧却陷入了深深的左右为难。他不能像其他国民党军官那样轻易叛变投降。十八年前,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而如今,他又投靠了国民党,这让他感到深深的羞愧与矛盾。他心想,自己又怎能以什么身份回到过去的队伍呢? 在深感迷茫与心烦意乱时,包惠僧突然听到了国民党将迁都广州的消息。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一记重锤敲在包惠僧的心头。原来,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从未停歇,即便在最后时刻,仍在权力的游戏中挣扎。1月21日,迫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然而,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他仍在幕后操控一切,推动迁都广州,意图给李宗仁制造难题。 包惠僧的上司南下广州,准备迎接迁都,他则趁机将家人送走,自己开始思考如何脱离国民党的束缚。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进攻,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内部的混乱愈加加剧,大量人员被裁撤,财政严重紧张,包惠僧趁此机会辞去官职,脱身而出。 当时,许多国民党高层猜测蒋介石可能会逃往台湾,因此提前作出了准备。包惠僧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自己曾是共产党人,如果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日后恐怕再无安生之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带着家人逃往澳门,静待局势的变化。 解放大军如猛虎下山,解放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能藏身的地方已经所剩无几。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天,包惠僧在澳门听到了广播中的这一消息,内心五味杂陈。震撼、感慨、悔恨……过往的一幕幕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回想起建党的初衷。那时,他和毛主席等人曾一同泛舟畅谈理想。如今,理想已经实现,毛主席等人依旧矢志不渝,初心未改,而他自己呢?他已不知如何面对昔日的战友,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迷茫。 包惠僧,1894年出生在湖北一个小土地经营者的家庭。尽管家境富裕,但他并未因此堕落,反而有着一腔报国之志。1919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抗议。 那段时间,包惠僧有幸聆听了陈独秀的演讲,深受触动,特意与陈独秀会面。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那些热衷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包惠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1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时,特地邀请包惠僧前往武汉,参与党组织的筹建工作。这封邀请信让包惠僧激动不已。他那时满怀热血,充满理想,能参与建党是他的无上荣光。他立刻动身前往武汉,全身心投入到筹备工作中。 在武汉,他不仅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合作,还与来自共产国际的友人共事,多方听取意见,力求做到最好,力争不辜负陈独秀的信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事忙,无法亲自前往,他特意委托包惠僧作为自己的代表之一参加。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包惠僧的高度信任。 此时,包惠僧与毛主席、董必武、李大钊等早期党内重要人物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1年6月,中共一大相继召开,由于安全问题,会议多次更换地点,最终选择了浙江嘉兴的南湖,假借游湖之名召开会议。大家聚集在画舫上,畅谈革命理想,规划党的初步工作方向。包惠僧与毛主席关系十分亲近,两人年纪相仿,加上包惠僧待人真诚,工作兢兢业业,常常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毛主席对此十分欣赏。两人常常一同探讨革命大计,感情深厚。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重要文件,为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而包惠僧,作为党内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这一历史性时刻,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谁曾想到,这位曾让人印象深刻的包大炮,后来竟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投向了国民党。是什么原因让包惠僧改变了初心,转投敌营呢?这一切,都源于他内心的胆怯。 包惠僧投敌,并非因为他对党内有任何不满。归根结底,这一切都与他的胆怯有关。从小生活在相对富裕的家庭中,包惠僧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困苦。他的生活一路顺风顺水,平顺无波,性格也缺乏锤炼。因此,他的人格中少了几分坚韧和果敢。 在革命初期,虽然共产党员面临的危险还不算太大,包惠僧的胆怯尚未显现。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严峻,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清洗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在这场浩劫中,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李大钊等早期党内创始人更是英勇就义。包惠僧,目睹了这一切,内心的胆怯与恐惧渐渐升腾。在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血腥遭遇后,包惠僧的内心动摇了。革命中的血腥和牺牲让他感到恐惧,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他。包惠僧开始对革命失去信心,选择了逃避。 周恩来曾指派包惠僧待命于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然而,由于敌军的强大和自身原因,起义失败,周恩来找到包惠僧,问他有什么打算。包惠僧内心已然动摇,他借口要去投奔亲戚,周恩来匆忙塞给他一些盘缠,并叮嘱他日后设法与组织联系。 自此之后,包惠僧对革命的信心彻底崩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在国民党的反动压迫下,心中充满了恐惧和自卑。最终,1930年,他决定投靠国民党谋生。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包惠僧一直在国民党中默默度日,始终未曾被重用。幸运的是,这种不被重用,也让他避免了与昔日革命战友对立的局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包惠僧在澳门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五味杂陈,怀念起过去的岁月。他决定写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老友祝贺,却又羞愧无颜面对往昔。 然而,最终他还是忍不住向周总理发出了一封电文,含蓄地表达了回归的愿望。周总理得知消息,经过思考后,决定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包惠僧的回归表示欢迎,但也明确要求他给过去的同志一个交代。 毛主席亲自写信回复包惠僧,欢迎他回归。包惠僧收到信后,欣喜若狂,立即开始筹备回大陆的事宜。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包惠僧顺利回到祖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此后,包惠僧在党内重新学习党的理论思想,并在《思想总结》中,直面自己的过错,批评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学习,他逐渐恢复了自己对革命的信心,并投入到文职工作中,写下了大量回忆大革命岁月的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直到1979年,包惠僧因病逝世,才结束了他的一生。然而,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波折和变化,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