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强盛，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一种新的国家组织模式。从以前的帝国模式，到如今的民族国家模式，这才是它们真正的核心所在。帝国就像是一头庞大的大象，虽然体积庞大，但本质上却是吃草的。而民族国家则像一只凶猛的豺狼，虽然体积小，然而它却是吃肉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吃草的帝国打架时通常会选择适可而止，而吃肉的民族国家则是拼了命地打到底。

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传统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较量。大清国，尽管疆域辽阔，国土雄厚，但它并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去死磕到底。反观日本，虽小，却有着毫不妥协的决心，能不顾一切死磕到底。结果显而易见——大清国屈辱求和，日本则大发战争财。 如果假设一下，假设大清真的急了，开始拼命：南方督抚必须出钱，蒙古草原必须出兵，皇帝亲自督阵，朝堂和百姓一同投入这场死磕。如果是这种局面，估计日本不仅打不赢，大清也能在消耗中把它拖死。但这显然不可能发生，因为大清依然是一个帝国，而帝国是吃草的，面对这种局面，它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可以说，西方列强的强大，不是来自坚船利炮的物理力量，而是它们背后那种更为有效的国家组织模式。

回顾鸦片战争时，大清没有坚船利炮，因此割地赔款已成定局。然而，洋务运动之后，坚船利炮也都具备了，北洋舰队更是自诩为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然而，面对世界列强，这一切依旧不值一提，北洋舰队一战即败。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便提出了戊戌变法。变法的含义是什么？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戊戌变法则更进一步，意图将体和用都推向西方模式。它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连政府机构、文化体制都要模仿西方。

但问题是，这样的改革，真能让国家富强、民众强兵吗？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否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事实上，比戊戌变法更加激进的清末立宪，最终成功了吗？戊戌变法，虽然短暂且激烈，但它并未触及开国会的根本。而清末预备立宪则直接指向建立国会和内阁，省议会甚至已开始开设。若慈禧将实权交给光绪，让他继续改革，是否戊戌变法就能持续，甚至能够触及开国会，建立内阁呢？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如果光绪真的有机会继续变法，极可能会开启国会，建立内阁。到那时，究竟会如何？就如奥匈帝国，它虽然也有国会，但始终无法摆脱传统帝国的阴影。即便沙皇俄国也有国会，但直到1905年革命之后，才真正建立了国家杜马，之前几乎完全是君主专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有国会未必就强大，没国会未必就弱。 而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阁和议会代表的责任政府、代议制民主，仅仅是形式上的变革，实质上，它们必须依托民族主义国家这一核心结构。无论是法国的革命共和国，还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它们的本质在于，国家组织必须符合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

民族主义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法国的革命制度，英国的君主议会制，甚至像沙俄和日本，仍旧是以皇帝为中心。但无论如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的内在统一。即使是日本，虽然仍有天皇存在，但它却是通过普选实现了民主。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中，民族主义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主线。

那么回到大清，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变革了政府机构、建立了新的学堂、新军队，并发展了工商业，那么大清能否像日本那样，转变成民族主义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改革继续推进，光绪继续推行变法，能否使大清完成民族主义的转型，依然取决于能否完成更深层次的组织模式变革。 既然无法变成民族国家，那大清注定会步入奥匈帝国的后尘。它尽管拥有一些现代化的形式，但它始终没有改变内在的帝国模式。因此，尽管大清尝试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但它永远无法完成根本的民族国家转型。 民族国家，作为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它的根本在于，如何理解并实现主权属于人民。从法国到日本，从奥匈帝国到大清，它们在形式上是否建立了议会和内阁，关键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制度，而是能否通过这些形式，真正实现民族主义的本质。 大清始终未能实现民族国家的转型，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满人问题。无论推行何种选举制度，最终的结果如何，都无法解决满人与汉人之间深刻的矛盾。即便是最彻底的普选，也未必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看到，清末的预备立宪，最终因四不变与五不议而受到限制。这种保守的态度，几乎封锁了所有改革的空间。就算是开启了国会，最终也会走向皇族内阁这样的形式，而汉人精英却无法容忍这种安排。随着历史的推进，大清自我革命的时刻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