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史，尤其是蔗糖、棉花、茶叶等商品作物的全球史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商品作物过去只在局部地区内生产消费，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张逐渐从区域商品转向全球商品。这类微观史往往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史之间存在着深层关联。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里程碑式地将棉花这一商品作物嵌入资本主义全球史进程。之后的近现代商品作物史书写多在这一框架下展开，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出现从全球回归地方、关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下的多元地方性的突破。本文选取笔者于过去一年间阅读的四本商品作物的全球史作品，做简要的介绍和述评，期以展现从商品作物史窥资本主义全球史的不同路径。

Jonathan E. Robins, Oil Palm: A Global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1.（乔纳森·E. 罗宾：《棕榈油的全球史：从奴隶船到购物篮》，徐海冰译，朱明译校，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

《棕榈油的全球史：从奴隶船到购物篮》可称是一个较为标准的关于商品作物的全球史的写作范本。作者基于书信、旅行游记和回忆录、企业记录、政府档案馆中的备忘录和报告等史料，梳理了数百年来油棕树从非洲向外转移及其产出的棕榈油成为全球主要商品的历史，如作者所言，这并非某一种植物的自然史，而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长期地、逐渐扩大至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并作用于商品作物的历史。

作者将油棕及棕榈油的历史置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长时段进程中。16世纪起，大西洋奴隶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核心引擎，油棕正是在这一暴力贸易网络中，完成了从本地资源到商品的初步转变，这一时期的油棕尚是奴隶贸易的附属商品，但已卷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逻辑。到19世纪，随着奴隶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被废除，油棕成为奴隶的替代商品，填补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廉价油脂的巨大需求，此前为奴隶贸易服务的经济体系被改造为油棕贸易的工具，欧洲资本通过控制棕榈油的生产贸易，将非洲小农户绑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非洲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欧洲的工业资本，非洲成为欧洲的原料产地，形成“欧洲工业—非洲农业”的全球分工格局。20世纪初，随着欧洲对非洲、东南亚殖民统治全面确立，油棕产业进入种植园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土地法令、劳工制度、暴力机器等，建立起合法的、制度化的剥削体系。二战后至今的后殖民时期，资本主义逻辑并未消失，而是由“发展主义” 话语重新包装，油棕产业依然是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载体。

《棕榈油的全球史》在时空范畴上，跨越了资本主义数百年全球扩张的不同阶段，辐射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多个区域，构建起油棕产业全球化的全景式图谱；在分析维度上，综合了经济、政治、生态、社会、技术等多重视角，展示了从商品作物窥全球史的多维分析范式。但这也使该著在叙事广度和分析深度上稍显失衡。如作者本人言，未充分分析油棕的生产贸易区，葡语非洲的缺失尤为明显；对于一些概念的使用存在过于宽泛概括的风险；对一些精彩论点的深入挖掘不足，稍显缺憾。

Steven Topik and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 (eds.), 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00-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威廉·杰维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史蒂文·托皮克：《全球咖啡经济（1500—1989）：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益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年。）

咖啡作为当今世界最流行的饮品之一，自16世纪起就是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目前已知最早的咖啡植物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末，也门伊斯兰教苏菲派开始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咖啡；16世纪，咖啡随着奥斯曼帝国扩张在伊斯兰世界得到推广普及并世俗化；17世纪，咖啡通过外交和战争传入欧洲，又随着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同种植园经济一起被引入其亚非拉殖民地。《全球咖啡经济（1500—1989）：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脱胎于1998年首届“全球咖啡的社会与发展影响历史”国际会议，由来自九个国家的学者撰写的十五篇专题研究组成，内容深入到过去五个世纪里四大洲、十四个国家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咖啡经济与社会历史。

与现有其他关于咖啡的全球史作品，如《咖啡：黑色的历史》《关于咖啡：咖啡成为世上最受欢迎的饮品的历史》《浓郁诱人的咖啡：咖啡连接世界的历史》等相比，《全球咖啡经济》的核心亮点便在于其未流于对咖啡成为全球饮品历程的浅泛叙述，而是聚焦咖啡经济在不同社会触发的多元动态。如托皮克和克拉伦斯-史密斯所言，咖啡作为初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引擎，从统一的理论模式进入不同社会的实践中，必然会显现出多元化的地方性，当地的社会关系、历史背景、文化认知、政治权力等均调节着咖啡的影响。《全球咖啡经济》分世界咖啡经济的起源、咖啡与小农劳工、咖啡与政治和国家建构三个板块，考察了亚非拉前殖民地，如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爪哇、锡兰、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喀麦隆、坦噶尼喀、哥斯达黎加等地的咖啡经济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要素间的交互动态历史，呈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揭示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回应——马达加斯加小农的武装起义、锡兰种植园劳工的消极抵抗、哥斯达黎加咖啡从业者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品质提升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等，这些不同的反应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史的多元图景。

全球咖啡种植业的兴起和发展与这些前殖民地及其背后的帝国息息相关，然此前的相关论作未充分关注到该商品作物的殖民属性。而《全球咖啡经济》点出，咖啡世界市场的形成是殖民帝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整合的产物；殖民地的咖啡种植园经济，既是殖民者将殖民地纳入其帝国经略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媒介，同时也埋下殖民地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成为触发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诱因。19世纪末法国征服马达加斯加后，咖啡被殖民当局确立为核心出口作物。一方面，殖民当局夺取或迫使岛上土地转向咖啡种植，严重破坏岛上经济结构，粮食安全危机显现；另一方面，殖民者在岛上咖啡出口贸易中攫取大部分利润，本土小农劳工只能分得微薄收入。本地人因咖啡种植业对殖民统治的不满不断积累，最终导致1947年的起义首先于岛上咖啡主产区爆发。颇具意味的是，19世纪中叶，这些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前亚非拉殖民地中有不少在殖民地时期的基础上，将咖啡种植业发展为新兴国家的支柱产业和现代化标志，以极大份额掌控了世界咖啡市场。

《全球咖啡经济》中的小农劳工和政治国家专题也表明，参与该著的学者未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经济秩序，而是强调国家等政治力量和诸如小农这类底层行动者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核心位置——这两股力量在社会生态结构中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但共同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地方实践。19世纪英属锡兰殖民地的咖啡种植园中的劳力体系极具研究意义：由于咖啡种植园经济并未严重破坏农民与土地的联系，咖啡采摘期与农业劳动力需求高峰期重合，加上工资相对较低支付不频繁不规律，造成本地劳动力短缺，故种植园主从印度南部招募低种姓农业工人，并在种植园内建立起基于种族、种姓、性别的劳动力等级制度；尽管劳工被限制了自由流动和结社的可能性，但他们亦进行了抵抗——到19世纪末，旷工和逃离种植园的现象变得尤为显著。而论及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墨西哥恰帕斯高地的再殖民化过程中，联邦政府、州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债务、暴力等多重强制手段，将原本自给自足的高地印第安社区系统性转化为咖啡种植园的廉价劳动力，实现恰帕斯高地的再殖民化与咖啡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剥削的保障。

受论文集的形式和篇幅限制，《全球咖啡经济》中的十五篇专题论文欠缺更深入的展开，但仍为从咖啡的商品作物史窥资本主义全球史提供了足够多元的区域视角，对于类似的研究是颇具借鉴意义的。

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刘仁威：《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黄华青、华腾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

如果说《全球咖啡经济》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在亚非拉的地方实践中的多元影响，那么《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则更进一步对历史学书写中围绕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经济现代化路径的主流欧洲中心论发起了挑战。刘仁威敏锐捕捉到了19至20世纪间中印由“茶叶”所链接起来的历史——英帝国为夺取被中国“垄断”的全球茶叶市场，在阿萨姆建立茶区，向中国茶业发起跨国竞争，使中印之间生成一段互联动态的茶业史和社会经济史。阿萨姆茶叶进入全球市场，推动茶叶价格下跌、从非竞争性奢侈品转向竞争性日常商品；价格下跌和市场竞争、逐利压力又反过来促使中印茶业生产者寻找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推动了两地茶区社会经济秩序的转型。

作者以中国徽州、武夷山和印度阿萨姆的茶区——而非笼统的清帝国/中华民国和英属印度的茶业为考察分析单元。在徽州和武夷山茶区，内陆茶商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在茶叶价格持续下跌的经济格局中依然保持盈利，对茶叶生产施展了更强有力的把控；茶商将生产任务外包给工厂经理，工厂经理则从时间检测和劳动纪律策略出发，重新调度了季度性劳工的茶叶生产工序，使其更专门化、协调化、高效率，形成一种劳动集约型的资本积累模式，实现了19世纪中国对欧美茶叶出口量的继续增长。

而在19世纪30年代阿萨姆的早期茶叶种植试验中，殖民地政府尚推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和自由劳力原则，相信茶叶种植将会自然而然在阿萨姆普及开来。但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的印度暴动后，殖民者摒弃了早期的自由主义理念，转向以实践经验取代抽象原则、以殖民化取代自由市场。殖民地政府为茶叶种植园主提供免费土地、税收优惠和契约劳工体系，并于19世纪60年代将刑事劳动合同合法化以强化契约劳工体系，通过组织起大批量廉价稳定劳动力换取高效益。同时，英属印度茶业又用“机械化生产”和“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帝国话语在国际市场上包装推销印度茶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茶叶出口超越中国，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持续繁荣。

与印度茶业的崛起相对应的是中国茶业的溃败，茶业危机又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晚清部分经济思想家引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主张向包括英属印度在内的海外茶业竞争者学习，通过机械化改革以复兴民族茶业；这一经济思想脉络在20世纪导向了对过去曾是中国茶业发展主力的茶商的批判，后者成为中国经济落后的替罪羊。无独有偶，印度的茶业经济亦于19世纪晚期形成了对内的、经济思想层面的反作用力。印度民族主义者捡拾起过去被殖民者摒弃的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理念，掀起了对刑事契约劳工制度的批判，促使契约制度于1926年被永久废除。现有的国内外茶史研究均欠缺中印之比较与联系的视角，读罢《茶业战争》所述故事，便可知中印各自的茶业及经济思想变迁，若不共置于互联互动的全球茶叶市场竞争关系之中，便难以言尽言明。

基于对中印茶业生产实践的挖掘，作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将资本主义限定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道路发起挑战。传统观点下，中印所在的亚洲世界缺乏发展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后者只能由西欧发明，后传播至世界各地。而刘仁威指出，徽州和武夷山的茶商基于对劳工的劳动时间和效率的管控建立起的劳动集约化，是由市场驱动、旨在资本积累、在有限的技术和时间条件下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集约化；而同期印度茶业的契约劳工体系通过身体胁迫、时间规训、劳动力的性别和种族分工等方式来管控契约劳工，与中国茶业同属劳动集约化，只是“量的差异”，而非“传统和工业之间的质性对立”。所以19世纪中印茶业具备资本主义属性的劳动集约化生产，为20世纪两国茶业转向资本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刘仁威就此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性的创见：“看似落后和边缘的社会形态，有时却比大都会社会更具工业化生产的动力。”

作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史和现代性的创见未止步于对茶业本身的考察，而是继续推进到对中印两国基于茶业生成的经济思想变迁的批判性论述。20世纪的中印民族主义者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内化成国族的现代经济思想，掀起对本国“落后”的经济生产实践——茶商和契约劳工制度的批判。但正如作者前文所言，19世纪间所谓的非生产性商人资本和不自由的刑事契约劳工体系对于中印茶业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其实相当重要，这意味着旨在复兴发展国族经济的中印民族主义者反而恰是接受并回应了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路径，这正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引发的社会革命在亚洲已从经济领域深入触及到思想领域。这正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尽管作者本人亦言，该部分中所呈现的中印茶业互联关系相较前文变弱，但整体上仍是瑕不掩瑜的。

Michitake Aso,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197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8.

《橡胶与越南的制造：一部生态史（1897-1975）》一书以橡胶这一商品作物为媒介，探讨了橡胶从带有殖民属性的外来作物演化为越南独立后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历程，该过程中殖民政府、科学家、种植园主、劳工、民族主义者等不同社会群体围绕橡胶种植园的博弈，以及人类行动者与被赋予了能动性的种植园生态间的相互塑造，为从地方出发的资本主义全球史提供了生态史和知识史的视角。

19世纪法兰西殖民帝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东南亚重塑了当地社会环境和生态观，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和政治征服与将该地区的自然纳入其控制的尝试同步进行，橡胶种植园成为最有效的变革工具之一。全书第一章梳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者如何通过森林管理、土地法令、交通建设来重新界定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物理和知识边界，以及橡胶种植园被引入法属印度支那生态的过程。第二章探讨了殖民者个体、组织、企业、国家如何建立推广橡胶业所需的农业科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对橡胶相关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接收及知识与橡胶业的实践之间既存在重叠也存在冲突。

19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橡胶种植园取代了原本的森林生态，疟疾在种植园的移民劳工群体中迅速传播开来。第三章分析了橡胶种植园中的疾病和卫生环境，以及殖民政府、种植园主、医学研究人员、劳工等不同群体对疾病的感知和行动和。在第四章中，对种植园疟疾问题的研究巩固了殖民政府、种植园主、医学研究界之间的知识网络，种族的研究范式与生态学相结合，形成了为帝国殖民和资本主义服务的热带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业经历了停滞到复苏，在这一过程中，橡胶种植园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为追求现代性而展开斗争的场所和载体。第五章聚焦于1945年至1954年间交趾支那和柬埔寨关于橡胶种植园的象征性与物质性斗争：一方面，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塑造了种植园及其周边环境，种植园环境又反过来影响了战争进程；另一方面，反殖民力量与橡胶工人试图挑战种植园景观中根深蒂固的殖民秩序。此后，种植园从殖民空间单位转变为民族主义的生产中心，为橡胶业被纳入越南国家经济奠定基础。第六章探讨了1954年至1963年越南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橡胶业运作，尽管后殖民国家政权以小农户生产为最初愿景，但受政治、战争和生态环境限制，加之农业和医学界仍支持种植园经济，导致重视种植园而非小农户生产、重视正规科学而非非正规知识的殖民意识形态遗产仍持续发挥作用。

作为一部生态史作品，《橡胶与越南的制造》以开放而又审慎的态度使用“能动性”和“现代性”概念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蚊子会说话吗》一文中论及，社会科学解释中的“行动者”均为人类，人类的行为和意图构成了资本主义史、民族国家史、现代史等叙事的核心；相对的，农业、疾病、技术等因素被视为人类所作用的“客观世界”，它们在叙事中的角色本质上是被动的；但社会科学很少关注这两者如何以多种方式共同产生，也忽视了所谓的“人类能动性”是否在依赖某些非人类因素。而在《橡胶与越南的制造》中，作者并未严格定义能动性，而是追踪历史的行动者如何赋予生态能动性及其背后的目的和利害关系，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疟疾研究中强化蚊子的类人能动性，本质是将种植园经济对移民劳工的殖民剥削责任转移到蚊子身上。

作者也指出，与橡胶种植园相关的各类历史行动者对所谓现代性均有自己的理解，采用不同的现代性定义来评判种植园，本质是提出政治主张和展望未来：殖民官员和种植园主将橡胶种植园视为本国的现代性在殖民地的投影，认为种植园意味着对自然斗争的胜利，以及科学知识、工业化和机械化生产、扩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寻求建立后殖民越南国家的人仍将种植园视为重要的现代性物质和象征景观；种植园工人将种植园视为自身既与自然又与人类社会的剥削斗争的场所；而反殖民者则将种植园彻底视为非现代的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等级制度的象征。《橡胶与越南的制造》一书在这一点上的启发性正如另一位历史学者贺萧所言：“历史学者从能找到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痕迹……我们应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说’……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