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历代亡国之君中，能够获得后人同情的实在少之又少，而崇祯却是其中一个例外。他17岁即位，接过哥哥天启皇帝的遗产，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帝国：国内百姓疾苦、百万流民起义，外有满清八旗在边疆不断骚扰。崇祯即位之初便立下了中兴大明的志向，他日夜勤政，殚精竭虑，不近女色，恭俭节约，努力工作，然而，明朝不仅没有走向复兴，反而在他的治理下一步步滑向灭亡。即便死于乱军之中，崇祯也未能解开一个困惑——自己十七年如一日心力交瘁地处理政务，为何始终无法挽救这已走向衰败的帝国？他认为，问题全在大臣上，因此在遗诏中，他写下了皆诸臣误朕这样的一句话。

对此，著名史学家孟森曾做出过相对公正的评价：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为何崇祯即位之后，明朝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要从崇祯的性格特征说起——急功近利、心思细腻却多疑、优柔寡断。他急于解决当下问题，想要迅速恢复大明的辉煌，却忽视了治理大国需要的时间与耐心。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大国如烹小鲜，急功近利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举个例子，崇祯刚即位不久，便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在与皇帝的数次谈话中，袁崇焕过于自信，向崇祯许下五年复辽的夸诺。袁崇焕的本意是哄皇帝开心，但崇祯却将这一承诺当作信条。待袁崇焕到辽东之后，进展缓慢，未能如期复辽，导致清兵围困北京，而袁崇焕也被冤枉入狱，最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的悲剧，实际上只是崇祯朝众多冤屈大臣的一个缩影。在崇祯的17年统治期间，朝中的内阁更换频繁，竟达50多人，且很多人都未能善终。崇祯的多疑和不信任，使得许多原本能为大明出力的能臣名将，最终也未能留在他身边。尤其在崇祯早期的朝堂上，曾有不少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明朝的栋梁之才。例如，关宁防线的缔造者孙承宗，清史稿中明确指出，如果让孙承宗驻守山海关，满清八旗绝不可能轻易入关。

除了孙承宗，镇守宣大的卢象升和镇守陕西的孙传庭等人，也曾向崇祯提出过许多挽救大明的建议。可惜，崇祯一味急功近利，忽略了这些良策，最终错失了挽回明朝的机会。

卢象升的因粮政策，便是其中之一。自万历三大征以来，明朝财政紧张，为了筹集军饷，朝廷不断加征赋税，百姓生活愈发困苦。穷困的农民不得不加入起义军，最终演变成一场场民变，愈加难以平息。卢象升在担任宣大总督期间，提出了因粮政策。他主张，根据贫富差距来征收公粮，富户和地主承担更多税负，确保农民的生活不会因此破产，也能维持朝廷的正常税收。

卢象升的政策一开始得到了崇祯的认同。可惜到了崇祯十年，形势突变。皇太极率领清军突破关内围困北京，崇祯急于调集军队来抗敌，在筹集军饷时，放弃了卢象升的因粮政策，转而采纳杨嗣昌的均输政策。表面上看，这一政策是平均摊派，但实际上对于贫苦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百姓更加贫困，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等人趁势而起，短短几年，队伍就壮大到了百万之众，几乎席卷了整个明朝。卢象升在与清军作战时英勇牺牲，而他的因粮政策也随着他的死去被彻底废止。

如果崇祯采纳了孙传庭的清屯充饷策，明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孙传庭不仅是陕西的能臣，更提出了改革卫所制度的方案——清理被士族豪强侵占的卫所屯田，恢复军队的粮饷供应。孙传庭通过这一改革，成功为陕西的军队筹集了45万两白银，训练出一支精锐的秦军，并依靠这些军队平定了陕西的农民起义，几乎完全消灭了李自成的力量。

然而，孙传庭的改革触及了不少权贵的利益，他们对崇祯进行谗言攻击，最终使得孙传庭在崇祯十二年被贬为平民，且被囚禁了三年多。在这三年间，李自成的农民军东山再起，迅速壮大，直至席卷整个陕西。孙传庭被释放后，尽管再次奋战，但已无力回天。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潼关，孙传庭最终战死在与李自成的激战中。史载：传庭死，而明亡矣！孙传庭的死，标志着明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最终，崇祯皇帝的努力与决心，未能阻止明朝的覆灭。无论他如何急功近利，如何一心扑在朝政上，都未能改变大明的命运。这是一个充满了遗憾和错失的故事，也是一位悲剧性帝王的最后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