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742年—805年），出生于长安东宫，天宝元年4月19日。他是唐代宗的长子，母亲沈氏在安史之乱中失踪。代宗于779年5月去世，李适在同年继位，次年更改年号为建中，他在位长达27年，直到805年。 李适自幼聪明果断。762年（宝应元年）4月，他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5月晋封鲁王，8月改封为雍王。翌年正月，河北平定，凭借其战功，他被任命为尚书令。764年（广德二年）正月，李适被立为皇太子，并于779年5月，在长安太极殿正式即皇帝位。

李适继位时，正值内忧外患，国家局势动荡不安。面对这重重压力，他开始励精图治，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国家元气。李适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传统的租庸调制，推行两税法，并试图削弱藩镇的割据力量，加强中央集权。为了稳固政权，他还任用了贤臣李泌作为相国，积极与北方的回纥联络，南方则与南诏保持亲善关系，西边与阿拉伯帝国建立了外交往来。经过这些努力，政局一度恢复了稳定。 然而，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深远的，许多州县成为藩镇割据之地，贡赋无法上缴，朝廷的财政几乎空虚。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李适于780年任命了吏部尚书刘晏负责财政改革，采纳了杨炎的两税法。由于当时的均田制已经崩溃，原有的税制难以执行，新的税法规定取消了租庸调及一切杂税，按居住地和贫富等级设立户籍，并以金钱为单位征税。初期，这一法令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久后又增加了新的税收，给百姓带来了新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许多大臣将领开始竞相修建奢华宅邸，李适对此非常反感，命令毁掉了其中最为华丽的几座府邸。代宗时期，京城里聚集了众多外国使节和来京奏事的官员，李适下令清理这些人员，每年因此节省了大量的粮食。此外，他还裁撤了300多名梨园使和乐工，放走了数百名宫女，甚至将42头象放归自然，送往荆山之南。 李适还采取了一系列节约措施，他下令禁止岁贡，凡各地进献的生日礼品一律退回。他还禁止官员经商，并对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进行严厉惩治。有一次，他得知宦官邵光超向朝廷进献仆人、马匹、细绢和黄茗茶，总计700匹细绢和200斤茶叶，李适非常愤怒，命令鞭打邵光超60下，并将其流放。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李适在执政初期的清明与铁腕。

然而，随着杨炎和卢杞的上台，李适的治国方针开始发生变化。杨炎原本是元载的余党，因推行两税法而深得李适的信任。但杨炎在成为宰相后，出于对刘晏参与杀元载的复仇心理，诬陷刘晏，致使刘晏被杀，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的冤案。李正己，平卢节度使，为刘晏鸣不平，曾上表请求查明刘晏的罪行。杨炎却冷冷回应：上自恶而杀之。李适听后感到愤怒，最终将杨炎贬职，并任命卢杞为宰相。然而，卢杞上任后，亦毫不手软，他加深了对杨炎的追责，最终将杨炎流放并秘密处决。 李适晚年的治理逐渐走向腐化，怀疑和猜忌弥漫朝政。783年10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军队攻占了长安，叛军将朱呲推举为大秦皇帝，并使唐朝百官都成为了叛军的秦官。李适在这种情况下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不久后，李怀光和李晟带兵反攻，成功击退叛军，解救了奉天。尽管如此，李适因频繁的逃亡和对藩镇的纵容，导致政治日益腐化，藩镇的权力逐渐膨胀。

李适对宦官的依赖日益加深。784年，他将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安排为左、右神策军的军官，掌控禁军。796年，他再度任命这两位宦官为中尉，实际控制了唐朝的军权。由于神策军的将领多为宦官出身，神策军的人数也在不断扩展，最终达到了15万之众。许多朝官也开始与宦官勾结，导致宦官逐渐掌握了强大的权力，这是唐朝后期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适晚年，权力逐渐失控，宦官的权力却不断扩张。回到长安后，他变得更加贪婪，开始大肆收取地方官员的进奉。这些进奉原本应当是朝廷的财政收入，但在李适的纵容下，地方官员对百姓进行加倍剥削，进贡数量与频率也不断增加。李适甚至要求每年从地方上收取50万缗的进奉，但因宫中的开销过大，他曾向宰相李泌抱怨财政不足。然而，李泌劝告他减少私人财物的索取，李适表面上答应，却在背后继续通过宦官索要进贡，造成了名为宫市，实为收割民财的现象。 李适晚年的政治腐化，不仅导致了朝廷的衰败，也加深了社会矛盾，使得人民生活在更加压迫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