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自立为帝，这一事件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愚蠢且狂妄的决定。这一举动，不仅揭示了他的无知和悲哀，也暴露了他高估了自身的实力与地位。对于袁术来说，选择称帝无疑是他走向灭亡的决定性因素。回想当时，连曹操这样实力强大的统治者都不敢图谋篡位，袁术为何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也有观点认为，若袁术最后成功建立了袁氏王朝，他的行为就会被视为成功的。但是，事实是无论从当时的局势，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袁术称帝都显得极其错误。想必在他临终时，他一定会深感懊悔。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汉朝已经风雨飘摇，复兴的希望渺茫，灭亡不过是迟早的事。这种局面为称帝提供了条件。黄巾起义之后，像袁绍、曹操、刘表、刘璋、公孙瓒、孙坚等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局面。大规模的军阀势力，已经具备了称王称霸的实力。而袁术，恰恰是其中一位最大的军阀之一。可以说，他之所以敢于称帝，最大的底气来自于他家四世三公的声望和他在朝中的广泛门生。

然而，袁术的个人能力却严重不足，志大才疏，虽然他是袁家嫡长子，但在许多方面，他远不如庶出的袁绍。他性格暴躁、任性，深自看重自己。袁术认为，汉室已是风烛残年，天下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便早早动起了自立的心思。他为人小气，对自己的兄长袁绍不屑一顾，甚至在给公孙瓒的信中表示，袁绍并非袁家的真正子弟，最终彻底得罪了自己的兄长。如此性格，显然不适合争夺天下的宏图大业。 袁术称帝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曹操所做的奉天子以令不臣。当曹操攻占豫州后，他提议将汉朝的都城迁至许县，这一举措无疑是极具政治智慧的。曹操成功地实施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他不仅可以以皇帝名义发布命令，且通过这一手段有效地压制了包括袁术在内的其他地方势力。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布局下，袁术的名分变得更加微不足道，政治地位急剧下滑。

在中原的权力斗争中，袁术与曹操以及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争夺尤为激烈。袁术选择称帝，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抗衡曹操，然而他自身不过是凭一腔热血和勇气，远非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在处理政事和军事时，他无疑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连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用人之道，他都未能掌握。这种无法适应复杂政治斗争的性格，正是他家族出身所带来的恶果，与能力的高低无关。袁术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与曹操抗衡，这种幻想驱使他走上了称帝的道路。

当时，流传着一句汉朝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这类谶语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意味着天命的象征，具有极高的政治分量。而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谣言和预言便更容易传播并被广泛相信。袁术以应谶之名提出称帝，其政治口号中也带有一些合理性。一位名叫张鮍的江湖术士听说袁术欲称帝后，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大生意，于是他自作主张地制作了一幅图谶，声称袁术若不即刻称帝，便对不起天命。袁术似乎从中找到了自信，认为天命就在自己身上，殊不知天命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依靠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袁术未能明白这一点，最终沦为自以为是的笑柄。

作为出身世家大族的袁术，对于血统的纯洁性格外看重，他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豪杰宁愿效忠袁绍而非自己。对于他来说，袁绍不过是家奴所生，怎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袁术选择了称帝，认为即使一切都不顺利，至少先自立为帝再说。这种草率而急功近利的行为，注定了他的失败。袁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尽管当时诸侯割据一方，但理论上他们依然效忠于汉朝。因此，曹操能够成功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术却因称帝而失去了所有的支持，最终众叛亲离，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袁术是典型的官二代与败家子，他明明拥有一手好牌，却将其打得粉碎，成了历史上最为讽刺的例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