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分别是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举制。

在汉朝之前，官员的选拔并非制度化，而是依赖于“世官制”，也就是“世卿世禄”。简单来说，官员由父传子，代代世袭。这种做法，虽然是否科学可以商榷，但就操作性和效率而言，确实是高效的。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这句话揭示了世官制的本质。意思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依靠粮食，做官的家族却可以世世代代享有荣耀和俸禄。至于为什么“居官者以为姓号”？其实也很简单，比如父亲是司马，儿子依然可以当司马，甚至孙子也是司马，这样一来，整个家族的名号便与职位绑定，形成了传承。

西汉，作为一个平民化的政府，几乎没有贵族阶层的存在。至于贵族，基本上在秦末的战乱中被消灭殆尽。因此，世官制无法在汉朝继续沿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应运而生，成为一种选拔官员的方式。

察举制能够成为一个制度，显然并非一蹴而就。最初，汉高祖刘邦发布过一份求贤诏书：“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表明，汉朝需要大量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只能从民间选拔，因为贵族几乎不存在了。这个求贤的号召，虽然仅是战略性的指示，但它为后来的察举制打下了基础。其具体的操作办法是，通过各级官员的传递，层层下放，让地方的郡守和诸侯王去发掘和推荐有才干的士人。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身劝，为之驾”的方式，亲自劝导有才之士，而一旦有人才被忽视或未能推荐，便可能面临撤职的处分。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使察举制度逐步得以规范化，最终发展为一种可以操作、效率高的制度。然而，察举制并未能持续太久，到了汉朝末期，它逐渐走向衰退。其原因有三：首先，豪族的崛起使得察举制变质，选举的标准变得偏向于财富而非才德；其次，汉帝国财政困难，卖官鬻爵盛行，导致官员选拔的功能失去意义；最后，随着天下大乱，整个政权体系瘫痪，官员的选拔和管理变得无法执行。

三国时期，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并通过一系列的求贤令，打破了传统豪族的束缚，开始强调选拔真正有才之士。这些求贤令对当时的士族和豪族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曹操甚至不拘泥于道德品质，提出：“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只要有才，哪怕是被社会轻视的小人，也可以被重用。

在曹操的这些求贤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比如他甚至允许那些有过不正当行为的人，只要有才干，也能得到任用。虽然在当时，这种“唯才是举”的政策显得颇为反叛，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立和不拘一格，才使得曹操在乱世中能吸纳到不少英才。 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位，面对乱世，曹丕并没有继续父亲的“唯才是举”，而是借助陈群等人推行了“九品中正制”。不过，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在本质上还是有些不同的。曹操在选官上采取的是完全的“任人唯贤”，而九品中正制则是中央通过任命大中正、小中正等官员，由这些官员根据“九品调查表”对人才进行评估，然后再根据这个评估决定官员的升迁或罢免。

尽管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想通过一定的标准化，恢复选官的公正性，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并未能真正打破豪族的权力垄断。汉末的政治局势动荡，豪族的势力根深蒂固，豪族不仅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力，甚至在朝廷中也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因此，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变成了豪族的特权工具，无法有效地选拔出真正有才德的官员。

有人可能会问，曹丕为何没有继续沿用父亲的唯才是举？简单来说，豪族的利益和权力在当时已经是如此根深蒂固，曹丕即使想改革，也无法突破这一庞大的利益集团。更何况，在曹魏集团内部，豪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因如此，曹丕不得不接受“九品中正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根本上并未解决豪族特权问题，甚至使得这种特权更加制度化。 曹魏灭亡，并非单纯因为九品中正制，而是由于豪族力量的壮大，最终导致了政治斗争的激烈化。虽然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度让他得以吸引一批忠诚的能臣，但在之后的政治博弈中，豪族依然掌控着实权，曹魏终究未能有效地削弱豪族的影响力。最终，曹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豪族司马家族的统治。